日本主导下的道德败坏
劫后余生的市民往往白天聚集在街上某个地方,因为他们感觉到只有这样才更为安全。在“安民”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京街头很难见到单独行走的年青妇女。
曾被国民政府取缔的妓院和烟馆等被日本人大肆推广。日本人在南京开设了许多专为日军士兵服务的慰安所,官方报纸也为妓院刊载了大幅广告。日本人在南京公开开设慰安所多达40余所。
在日本人到达以前,国民党政府曾把贩卖毒品定为死刑,但在日本人占领的一年内,鸦片烟馆沿着扬子江岸如同芦苇一般到处萌生起来。被称为苦力的中国劳工,年龄从10 岁到30 岁,常被付给海洛因纸烟作为工钱。据贝德士(M. S. Bates) 1938 年的调查,当时在南京公开经营的烟馆有175 家,另有30 家出售鸦片的烟店。保守统计吸食人员达5 万人,相当于当时南京人口的1/8。仅从金女大到南门的一条街上,就有12 家卖“官土”的烟馆。妓院和烟馆是日本人殖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带来财源,更为重要是诱使殖民地的民众丧失进取心和抵抗意志。
对日本人不再相信
尽管日本人表面很强大,但大多数市民都认为日本人的统治不会长久,他们十分鄙视和痛恨那些充当日本人打手的二鬼子,甚至参加了伪政权的人也常常流露出自卑心态,据德国外交官罗森观察,他在“从同日本同行谈话中了解到的情况,南京新政府已不再被人瞧得起。它在同日本人交往方面也有困难,特别在为居民提供食品这一变得十分严重的问题上有困难。”
一些在南大屠杀期间遭到日本兵强奸的妇女,在得知自己不幸怀孕后纷纷迫不及待地到医院或采取其它措施进行流产。在市民眼中日本人在南京的统治是“猴子的尾巴长不了”。
1939 年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曾对80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教育程度的南京市民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其结果得出“在未来50年中这个地区的人民决不会相信任何有利于日本的词语。日军的所作所为对每个家庭--包括那些为了不致饿死而在傀儡政府工作的人--的生活伤害得太深了。”魏特琳女士也称:金女大附近邻居中9 人中,“没有一个人对日本人说一句好话,他们都深深痛恨日本人。”
挥之不去的阴影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但市民准备殴打日本人报复的行为却被国民政府“以德报怨”政策所取代。1949年之后,中国受到美英等国的遏制,美英成为中国的头号政治敌人,其后一切政治运动都围绕着揭露美英帝国主义者的罪行而开展给南京市民造成巨大创伤的大屠杀却被深深地埋在南京人的记忆之中。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教科书事件后,日本右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日益猖獗,日本右派的言行导致这段被掩埋的历史又重新得到南京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以此为专题研究的民间团体和学术机构相继建立,新闻舆论对教科书事件、东史郎事件、拉贝日记、李秀英事件等进行广泛报道,这一切使得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又成了现实生活里的重要话题。经社会调查,近89%和84%的南京人了解和表示继续关注东史郎诉讼案。
对于那些亲历过屠杀及之后灾难的家庭来说,日本右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无疑是在一次次地揭开他们的伤疤。在受害者心目中,现在的日本右派比当年施暴的日本兵还要可恶。有的老人每当从媒体中听到和看到日本右派的言行后,经常几夜都睡不着觉。
今年已74 岁的孟秀英老人在接受采访之后,千叮万瞩不要暴露她的姓名和照片,因为她竟然还担心日本人会来暗杀她。对于老一代南京人而言,日本人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对他们的伤害实在太大了。
据不完全统调查,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尚有2630 余人健在。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老年人对自己年轻时所发生的事件记得很清楚,而对那些亲身经历过的身体或心灵创伤,老年人的回忆往往更加清晰,很难遗忘。他们经常坐在阳光下闲谈,在家中则经常唠叨给子女和第三代,或者讲述给左邻右舍的人听。
南京这些幸存老人共同的观点都是日本人残暴而又缺德,几乎所有老人对日本没有丝毫好感,他们拒用日货,因为每一件日本产品都会刺伤他们的心。经历过南京大屠杀或日军统治的老年人,其观点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
现今,有远见的日本人在抚慰亡者和生者的心,而有些日本人则在千方百计想用浓墨涂改血迹,用不负责任的谎言来取代历史的事实。日本政府应对战争责任进行彻底反省,时间拖延越长,南京大屠杀的阴影就会越重,日本背负的包袱将会越沉,其付出的代价亦必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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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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