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残暴作为威慑

日军在攻打南京和占领南京之初实施的是一种威慑战，试图从心理上彻底击跨南京市民的心理防线，造成市民心理上的恐惧感，从而丧失反抗的意志。本来，许多本地居民在日军进城后曾由衷地表示宽慰，因为战争状况结束了，空袭的威胁也解除了，但日军进城后，对市民周击复始地虐杀和奸淫，很快击碎了难民侥幸之梦，全城难民立即陷入恐怖之中。

难民纷纷寻求自保之道，在西方人管理的难民所外，绝大多数难民都佩带太阳臂章，手中拿着太阳旗；青年妇女脸上都抹满锅灰，穿着破旧臃肿的衣服，竭力将自己打扮得又脏又丑，有些女孩子则将头发理短充当男孩。今年82 岁的丁荣声老人说，当时她躲在金女大难民营中，有一个多月都未敢洗脸。还有许多妇女在大腿上贴起很多膏药。

面对残暴无比的日军，在死亡危险面前，难民几乎不能正常思维，很少有人反抗。《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今井刚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南京支局就曾亲眼目睹一二百中国人十分麻木地等待五人一组地被刺杀。当一、二名日军在众多男性难民面前强奸妇女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男人们很少去反抗，女人们也大多不敢抗拒。

经历了日军的残暴之后，南京难民的心理防线十分脆弱，一旦听到日本兵的皮靴声就感到异常紧张害怕。1938年1月1日，伪自治会在鼓楼召开成立大会时，被逼参加庆祝成立大会的难民齐集在鼓楼广场，当广场突然放起鞭炮时，许多难民以为日军开枪了，立即趴倒在地上，直到放完后才胆战心惊地站起来。

对中国军队的期盼

日军对难民的屠杀、奸淫越残暴，难民对国民政府军的期待则越迫切。一个传说、一幅标语、夜里一阵激烈的枪声都会催生充满希望的传说。1938年1月5日，蒋公谷在日记中记载:“近日我游击队逼近城垣，攻击甚烈，晚间必能听到炮声。我们在这百无聊赖之际，常往后院侧听炮声的大小，以估计游击队的远近，取为谈资，以作慰藉。”

1月8日，南京城内盛传中国军队已进城门，准备收复南京，一些在日本使馆洗衣的妇女都抱着大堆小堆东西回家。她们到金大时，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说日本人已离开使馆，这些妇女抢了他们的东西回来了。很快，许多妇女爬过使馆四周带刺的铁丝篱笆，试图抢些东西回家。

西方人被当作救世主

国民政府守军的溃败，使得困在城内的难民将仅有的希望寄托于留在南京的二十几个西方人身上。一些西方人的住宅及公司成为难民躲避的最佳选择，像金大、金女大这两个学校在最高峰时，分别涌进3万和1万多名难民，甚至就连日本军人自己也认为金女大比较安全。1938年1月20日，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因为自己要调出南京，就跑到金女大要求明妮·魏特琳收容他20岁的中国女友及女友14岁的妹妹。

在难民眼中，西方人成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救星”。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到:“外国几位先生，每到一处，一股难民齐围上来，好像小鸟见了母亲一样。”在南京大屠杀之前，中国老百姓看到西方人时，都会蔑称他们为“洋鬼子”，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之后，人们改变了这一称呼，对魏特琳、拉贝等都称为“菩萨”。2月17日，魏特琳在金女院为拉贝先生举行了告别茶会，当金女大难民所的难民得知拉贝要离开南京后，有两三千人聚集在大草坪跪着在大哭，乞求拉贝留下。日本人曾试图让中国人“矫正依靠欧美的观念”，但日本人发现“中国人依赖欧美人的思想至今犹存”，甚至伪政权的中国警察看到西方人时，都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