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战斗剧社从临汾来到北平，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演出《刘胡兰》，当时应观众要求在演出前请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同志给观众讲几句话，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答应下来。可是，当她到台前刚一站定，就情不自禁地饮泣而嚎啕大哭起来，哪里还讲得下去呢？后来，也就不让她勉为其难了。

我想哭泣也是有力量的，这种直接袒露心灵深处的情性，是对那酷刑的记忆和控告，E．H．贡布里奇在批评欧洲现代文明时曾经说过:“欧洲已经积累起来的全部聪明和知识剥夺了人的最高天资:情感的力量和强度，以及直接表现情感的方式。”爱兰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聪明”“才智”，她以她的记忆，对酷刑的记忆保留了“情感的力量和强度”。当人们都认为爱兰子患上了“精神病”时，人们却无意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在“精神”的某个方面也染上了别的什么病症，我们是否患上了失忆症呢。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所挟裹的血腥，使阅读和记忆的人难免心理痉挛，我们不是鼓励喋血,仿效喋血是不必和不该的.我们是在口里淡出鸟的时日,不与遗忘为伍，从遗忘中抽身而出,仿佛立在十字街头电子时代的爱兰子，对来往的过客说:

记忆在此!

【附件】

赵一曼，牺牲前在火车里写下的那封遗书被存在日本人建立的档案里，那是写给儿子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直到1956年，26岁的宁儿（陈掖贤）来到母亲赵一曼的殉难处，才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

陈掖贤找来蓝墨水，用钢针在自己的左小臂上重重地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直到陈掖贤去世，这三个字还深深地镌留在他的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