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西路军按计划西进，9军占领了古浪城，马元海率军尾追而至，向立足未稳的红军发起猛攻。9军苦战3天，牺牲2000多人。“这一仗之后，主力部队9军元气大伤。5军名义上是个军，但人数少，实际不足一个师的兵力，所以西路军后来主要靠李先念的30军作战。”朱玉教授介绍。

11月19日，徐向前收到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在这样荒凉的戈壁大漠中建立根据地非常不切实际，满怀疑惑的徐向前曾在11月24日起草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但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

这个疑惑在徐向前心中保留了几十年，直到晚年看到那份《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让河东红军主力向东或向南战略转移”。

为了牵制河东的国民党部队，西路军便不能西进过远。于是他们根据中央指示，在永昌和凉州建立根据地。“这一带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又是马家军拼命争夺的战略要地，西路军不进不退，被动挨打，几乎无日不战。”朱玉说。

西路军在永昌与马家军打了一个多月的消耗战。此时的西路军已由2.1万多人减至1.5万多人。46年后，李先念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在那里犹犹豫豫，打打停停，停留了一个多月，是非常失误的。”

东进与西进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以为蒋介石势力就此扫除的中共，又向西路军重提“打通远方”的任务。西路军遵照命令，准备西进。

此时，意欲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何应钦，指挥“讨伐军”进逼西安。12月22日，中央又来电，命令西路军东返，策应张学良、杨虎城抗击南京政府。

徐向前他们在调集兵力准备往东走时，12月25日“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中央军委来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于是，为了全局战略，12月底，西路军再次西进。

没想到，几天后，命令又变了——1937年1月5日，西路军收到命令:“即在高台、临泽地区结集，暂勿西进。”此时局面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回南京后又扣押了张学良，准备进攻西安，河东形势再次吃紧。“当时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和国民党的顾祝同正在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谈判涉及红军活动的地盘问题，所以中央希望西路军原地待命以观局势发展”。朱玉教授分析。

可是彼时的西路军的领导人对河东形势的变化和军委的意图并不清楚，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央军委提出，要求派红4军和31军增援，东西合力夹击敌人，“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要求“独立完成任务”。于是，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1月20日高台失守，5军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均壮烈牺牲，3000名战士战死。

河东的战略变动使西路军贻误了战机，终于被敌人重兵包围。

最后的战役

1937年1月28日西路军集结到倪家营子，还剩1万多人。在这里，西路军将士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血战。

2月13日，西路军军委会致电中央表示，希望等天气稍暖后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但几天后，他们收到了以中央书记处及军委主席团双重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除不同意西路军转出青海大通西宁外，还很严厉地质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有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