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深知新建陆军参用泰西军制，按照西法操练，亟须既懂得西方军事理论又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将才和教官，因此，他一方面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延聘10余名德国军官，充当教习，另一方面又大量使用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为将官，据1896年4月统计，当时军中充当统带、帮带、哨官、领官的武备学堂毕业生有130余名，其中包括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袁氏亲信党羽。为使新建陆军的训练有章可循，军纪得到保障，袁世凯还督同徐世昌、阮忠枢、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僚属编撰《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二书，就该军的营制、禁令、训条、操法等作出详细规定，并发到军中，供官兵遵行。

此外，袁世凯也重视对军官、士兵的教育，分别派段祺瑞、王士珍等开办了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和工程队随营武备学堂，从所部官兵中挑选有一定文化者入堂学习，试图藉此造就将才，改变中国将弁“不但于各国兵学毫无领略，即中土古今名将治军之道，亦属茫然”的毛病（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袁世凯及其僚属的努力下，经过短短一二年的训练，新建陆军初见成效，博得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由康有为代拟的徐致靖《密保练兵大员疏》中曾称赞说:“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而且设为两军伪攻出奇诱敌之形，进退机宜，随时指授”，（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1页。）很注意实战演习。而当时驻天津的英、俄、日、德等国外交官和记者也不断前往小站观操，“动色欢服”，“诧其军容之盛”。尤其是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参观之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帖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更使袁世凯及其新建陆军驰名中外，声誉隆隆而上。

的确，袁世凯所编练的新建陆军是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袁在练兵过程中，也很注意利用金钱和地位收买人心，施加个人影响，使该军上下都听命于他，应该说这带有很强的封建性，与近代化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可是，袁世凯正是凭借这一资本，扶摇直上，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第二次练兵:实力大大增强

袁世凯练兵的第二时期是在鲁抚任上。戊戌政变发生后，清政府命荣禄节制各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称为武卫右军，由荣禄管辖。不久，山东爆发义和团运动，袁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率武卫右军前往镇压。

针对当时山东形势“伏莽未靖，强邻逼处，教案交涉，操纵倍极繁难”的情况，他认为筹饷练兵“尤为急切”。（《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7-78页。）于是，着手扩编武卫右军。他将山东原有勇营34营进行裁并，改编成步、骑、炮兵20营，计有14，000人左右，称为武卫右军先锋队。该军完全仿武卫右军营制，其军官一部分由原部而来，一部分由武卫右军升调，全年军费90余万两，分别截取自地丁、漕粮和关税等项收入。由于当时袁世凯主要忙于镇压义和团和“保境安民”，因此，对武卫右军先锋队的编练并未花费多少心思。

与小站时期相比，此时期的练兵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可是，他所掌握的军队却较前增加了一倍，拥兵达20，000余众，实力大为加强。在此期间，袁世凯积极与东南互保，拒不派兵北上勤王，避免了像其他武卫军那样落得个几乎全军覆没的下场，很好地保存了队伍的完整性。到庚子后，5支武卫军仅袁率领的武卫右军硕果仅存，而他自然也就成为清末唯一拥兵自雄的大臣，清政府不得不大加倚重，委以要任。

第三次练兵:全国兵权倾于一身

1901年11月，袁世凯被擢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了他第三时期的练兵。在此之前，清廷因庚子事变而痛定思痛，成立督办政务处，谕令各省裁减旧营，以腾出饷项，编练新军。可是，袁世凯到任后，却借口“直隶幅员辽阔，又值兵燹之后，伏莽未靖，门户洞开”，非但不裁减，还要求增募新军，并奏请“拨款一百万两，作为募练新军之用”（《袁世凯奏议》，第428页）。结果得到了批准，依议办理。于是，他命幕僚拟定募练新军章程11条和募兵格式8条，对应募壮丁的标准及条件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兵必合格，人必土著，应募之后，按名注册，交由地方官分存备案，以便稽考。并分饷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之后，他又派王士珍、王英楷等按照这一要求，分赴正定、大名、广平、冀州等各属，会同地方官，精选壮丁6，000人，由他们分别训练。（《袁世凯奏议》，第435-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