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尾的尊严

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互动，是一个充满了吊诡的过程。

先是西方的入侵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而中国依然蒙头酣睡；随后，是日本在民族主义激励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一下子惊醒了中国。

在甲午战争刚起的时候，西方媒体都轻蔑地将这场黄种人的内战称为“猪尾之战”，大清臣民脑后的那条“猪尾巴”成为整个黄种人的象征。而有意思的是，“猪尾之战”却最终激发起了“猪尾”的尊严，甲午战争失败后，惊醒的中国民族主义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日本，相反，倒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合流，中日联盟、黄种人联合对抗西方的“大亚洲主义”为两国官方和民间都营造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气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少数敏锐地洞察到东方民族主义力量的西方政治家之一，他认为日本战胜中国，对西方来说或许是梦魇的开始:在一个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中国巨大的潜力将被激发出来，中日合流的“黄祸”将在成吉思汗之后再度横扫世界。

日本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亲善的对象，这在国际关系史、在曾经敌对的两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是罕见的现象。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中国虽然宣称中立，但从官方到民间都充满了“联日拒俄”的呼声，旅日学生甚至组织抗俄义勇队，回国配合日军作战。日军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日军参谋本部更是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当时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丘八”吴佩孚。镇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是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此时也全面配合日军，为日军的敌后游击队“特别任务班”提供了大量军火和经费，特别任务班成员甚至能在危急时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曾经秘密协助日军招募马贼，组建所谓的“正义军”，直到后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表彰和纪念才揭密。孙中山和秋瑾等，听到日军的捷报都欢呼雀跃，鉴湖女侠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讴歌日军。

在抚平甲午之战创痛的过程中，中国民族主义向两个方向彰显了力量:一是学习日本开展更为彻底的变法，另一个则是对所有的“洋务”进行极端的抵制。当戊戌变法终于失败后，后一种民族主义便开始主宰中国，并最终发展为逢洋必反的义和团运动，在给予国内改革力量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招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八国联合军事干涉。在满清贵族幕后主导的义和团式的“大民族主义”失利后，满清便再也无力控制以排满为号召的“小民族主义”。而满清部族内的“微民族主义”却在不择时机地蠢蠢欲动，随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奇的同时死亡后，以改革标榜的新政府，前所未有地由纯满人组成了内阁，颟顸的贵族们愚蠢地将自己的民族特性，放到了光天化日下成为众矢之的，加速了汉人的离心倾向和王朝的崩溃。

在满清逐渐死去的呻吟声中，日本在越来越自大的民族主义激励下，看到了自己取代满清入主中原的机会，中日冲突成为两国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战场。受到日本启发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一词，最后成了召唤抗日的旗帜；被日军的铁蹄激发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最终选择了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抗争对象，至今依然。这或许也正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