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竟然有中国民众视日军为“王师”
2008年07月14日 09:48国家历史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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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甲午战争后民族主义开始发轫,戊戌变法的本意是想推行一场中国式的明治维新,但势禁形格,却酿成一场流血政变,并最后导致中国新生的民族主义走向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另一保守、顽固的极端。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很根本的一条,就是既得利益者没有开放权力的诚意,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满清这一极端落后的“部族政治”,为了维持其小团体的利益,而死死抱住旧制,直到被强力推翻。

陈独秀曾在《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只有以民权为归依的国家, 才能够真正赢得国民的认同感, 国家先须求“好”,方能图“强”。他说,“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 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 人民权利, 载之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 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土地、人民、主权者, 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 其目的在保障权利, 共谋幸福, 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所以, 要树立“爱国精神”,首先要有“立国精神”。陈独秀说:“爱国者何? 爱其惟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 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 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如不能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其国也存之无所荣, 亡之无所惜”,他尖锐地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 内无以保民, 不独无以保民, 且适以残民, 朝野同科, 人民绝望”,不爱也罢。

这些振聋发聩的论点,虽然未必能被很多人(包括今人)认同,却在其后的近百年来,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历来的当政者,令他们在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动员民众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驱除鞑虏与五族共和

相比日本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呱呱落地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先天的难题:满汉之分。对待满汉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见解,成为革命派与维新派激烈论争的主题,也成为大清精英社会进一步“撕裂”乃至“内讧”的原因。

满清入关,定鼎中原,尽管经过历代帝皇的精心调理,满汉深层矛盾还是难以解决,这其实牵涉到最关键的政权基础问题。满清既决心将政权牢牢抓在部族手中,则汉民族的沦陷感便难免被一次次地激发出来,作为反抗暴政、乃至只是作为野心家的旗号而已。清史上的历次动乱,几乎无一不是打着“反满”的旗号,无疑,当时的“反满”与日后的“抗日”,在“政治正确”方面不相上下。受甲午战争战败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性情各异的“双胞胎”。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尊王不攘夷”(不排满不排外),以君主立宪为基本诉求;二是以孙中山和同盟会激进派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义,尊洋攘“夷”(崇美排满),以民主共和为目标。有学者另将以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分列出来,认为他们尊夏攘“夷”(排满崇汉)、以汇通中西文化、保存国粹、建构国魂为追求(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无论如何划分流派,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对满清如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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