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

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孰真孰假？哪个是表演，哪个是真言？答案在300年后。

859年，唐宣宗李忱在孤寂中悄然去世，儒家知识分子们丝毫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在史书中给了他一个“小太宗”的称号。李忱临朝的13年，是一段极为沉闷的时光，没有发生过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找不出任何光彩炫目的数据，相反，藩镇割据依旧，宦官弄政也依旧。

李忱“小太宗”的勋章，恰恰点破了“贞观之治”的真相-和太宗皇帝一样，李忱也一直都努力表现着自己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对文职官僚们极为罕见的尊重。

没有任何像样的大事件可以用来标志李忱。弥漫在他所统治的13年里的，只有无数细节生动的故事和轶事。各式各样从谏如流的美谈，就在这种铺天盖地的细节泛滥中放肆地四处流淌。受到特殊优待的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没有办法不将李忱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君王唐太宗联系起来。因为，太宗朝正是如此。

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

然而，在这些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而出；因为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又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但原因却是因为修筑出来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对比很容易让人看出，哪一场属于表演，哪一场属于真意。

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所以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头一个月他还在表彰劝谏自己不要沉迷于游猎的大臣，第二个月他就已经在野外纵马引弓了。

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