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类似的煎熬一直都伴随着李世民。

贞观六年正月，太宗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庄”九成宫里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觉得皇帝去那里住对处理国家政务极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却坚持要去，理由是“气疾”。

贞观二年，李世民曾表示为了不损耗天下百姓，自己忍受一下“气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而拒绝大臣们为他兴建避暑阁楼的提议。现在他拿出“气疾”为自己辩护，多少有点儿自食其言的味道。不过若真是因为“气疾”之苦，倒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当时还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实在是难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如此迫切想去九成宫，不过是因为新落成的九成宫的居住条件，要远远好于他现在居住的寝宫。

姚思廉的劝阻暂时让太宗留在了京城。不过到了三月份，长安城刚刚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车辚辚、马萧萧地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呆到这年的十月份，冬天都快来了，实在是无“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当然，一个人程序化地生活久了，也会偶尔出轨宣泄一下，太宗也不例外。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太宗听了大怒，对着房玄龄发飙说:“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至于他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九

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追溯起来，这种改造与被改造，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

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与王莽当年对“内圣”的主动追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王莽即便是逼死自己的儿子，也仍然可以感受到道德洁癖所带来的强烈快感，但对唐太宗来说则完全相反，在对“内圣”的伪追求过程中，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物欲所带来的煎熬。

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太宗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却一直都兴趣索然。

这种形式主义游戏玩久了，有时候也会让人感到很厌倦。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就对魏征发牢骚说:“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但朕以为虽然如今天下无事，可武备还是不能松弛的，所以时而与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猎，并且这又没有劳民伤财，能有什么错？”

魏征无奈地回答:“陛下既然让大家进谏，也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果说得对，陛下采纳了，对国家自然有好处；如果说得不对，陛下不予理会，也没什么损失。”

李世民说:“你说得太对了！”

魏征的回答里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从唐太宗的牢骚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抗拒“改造”的情绪。这种抗拒，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更加充分。

这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结果李恪被免除了官职。李世民愤慨道:“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

臣僚们在这一年里屡次劝谏李世民不要频繁游猎，李世民则借游猎一事屡次向臣僚们发难，反抗“改造”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去完善自己，而勉强接受外界压力的“改造”，最终都不免会有这样的反抗情绪。

作为一个极为重视历史存在感和历史形象的皇帝，李世民曾多次违制向史官索求关于自己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他就希望能够阅读国史，结果被谏议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尽管史官们一再婉拒，但最终太宗仍然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并对撰史工作作出了“公正的指示”。这一行为，既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认可（希望自己在史书里留下“内圣”的美好形象），同时也是对这一理想的背离（一个抵达“内圣”境界的人，又何必关心史书对自己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