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其事的钟天纬在私人信函中写道:“特香帅躬亲细务，忽而细心，锱铢必较；忽而大度，浪掷万金；忽而急如星火，立刻责成；忽而置若罔闻，延搁数月。一切用人用款皆躬操其权，总办不能专主，委员更无丝毫之权。用款至百缗以上，即需请示而行，迨请示则又健忘多病，动延数月。” “最奇者，名为蔡毅若观察为总办，而实则香帅自为总办，委员、司事无一人不由宪派，用款至百串即需请示而行。蔡毅若不过充洋务幕府之职。”蔡锡勇（毅若）是张之洞最信任的办“洋务”的官员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钟天纬在另一封信中痛心疾首地说:负责这项工程的叫总局，“规模颇大”，有总办一人，会办两人，还有四位会衔，两位提调，还有两位“只领薪水，并不会衔”；此外，“自文案、收支、翻译、矿务以及大小班差遣及挂名干修月支薪水者共有六十余员，大半尚未谋面，其才具之优劣，并非总办所知”。这样的“衙门”有多气派，我没有看到直接的记录，不过，转为官督商办后陋习尚未革除，看看有关情况，亦可略窥一斑。1913年报载:“汉冶萍虽名为商办公司，其腐败之习气，实较官局尤甚。以前督办到厂一次，全厂必须悬灯结彩，陈设一新，厂员翎顶衣冠，脚靴手本，站班迎迓。酒席赏耗之费，每次至二、三百元之多，居然列入公司账内。督办之下，复设总、会办，月支薪水二百两、一千两，一凡绿呢轿、红伞亲兵、号褂，以及公馆内所需一切器具、伙食、烟酒零用，均由公司支给。公司职员，统计不下一千二百人，大半为盛宣怀之厮养，及其妾之兄弟，纯以营私舞弊为能。”

其实，汉阳铁厂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没有吸收国内外的教训，政府不应直接投资和指挥建设乃至经营这一类理应由商人办理的企业。

在建厂过程中，盛宣怀在给张之洞的一封信中写道:“泰西各矿，皆归商办，岂诸大国虑少官本哉？良以运造出货之本，固无穷期。非商办不能权交易，不能通有无……诚如荩虑，福建船政若为商局，则商轮亦可修造，何至尽糜公帑！招商局若为官办，则洋行屡次倾轧，恐已受亏中止。此前车之鉴也。” “如是铁路每年不过造二百里，每里约用钢轨三十余吨，每吨价三十两，全买官轨，仅得二十万两。津、沪、闽、宁各制造局，每年用生铁不及五千吨，即使尽买官铁，不及十万两，仍不足养此铁厂，似不特官办为难，即商办亦难广筹销路。昨与傅相（李鸿章）纵论及此，目前若得商人接办……用人、理财照轮船、电报两局之例，出入账目，一年禀报一次。大宪只持护其大纲，不苛责其细务，庶可事简而责专，商人或能乐为其难。”一个决策有重大错误的官办企业要纠正是极其困难的，即使交给商人也难以立即扭转乾坤，但却是唯一出路。

张之洞一生兴办的工厂不少。仅在湖北，“之洞至，兴铁厂、槍砲厰、纺纱、织布、繰丝、制麻、制革各厂。创设官钱局、造币局，行用钞票，铸银圆，以固根本，剂盈虚。”而除了垄断性的为各省代铸小银圆“收其余利，岁百十万”和“创铸当十铜圆，当二铜钱，行用南北各省，至数仟万，余利至千百万”外，“铁厂、纱布丝麻各厂，亦折阅相继。然一易商辦，则赢利巨万。”问题出在制度上。

为甚么不在筹办之初就由私商来办呢？一手经办此事的盛宣怀道出其中内情:当年李鸿章“以炼铁难筹巨款，半途中止……招劝华商出资接办……嗣奉电谕改归官办”，比较清醒的李鸿章，无法抗拒朝廷的旨意。

表面上，张之洞也承认，要办好工厂，终归应该交由商办:“至经久之计，终以招商承领，官督商办为主。非此不能持久，非此不能节省、迅速旺出畅销。前年曾致书台端详言之。”可是，“仰窥帅意事事喜用官派，故不喜闻商办之说。”个人意志成了决定性的因素。1894年6月铁厂点火开炼时，管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已经提出要“招商接办，道员盛宣怀初拟承领。公（张之洞）谓:路舰炮械，非铁不成，正须官方扩充，招商非计。”

又拖了两年，直至走头无路了，才交给盛宣怀去办。当时“英法巨商愿缴款合办者甚众”，这本来是吸纳外国资金和学习现代管理的好机会，张之洞无此胆识，加上不敢信任洋鬼子的民族情绪，宁可交给本国亦官亦商的人物，埋下了无法彻底摆脱官办企业习气而终于破产的祸根。

这些错误决策得逞的制度环境是政治上的宗法专制，笼罩统治阶层的文化气氛仍是迷恋官办，经济上则是国民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想办企业非得到督抚乃至朝廷批准不行，张之洞的作为无非是主流文化的体现。在劫难逃！这就是中国人为冲破传统文化桎梏而支付的又一笔而非最后一笔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