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重大的决策错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患了官僚办企业的常见错误:瞎指挥！

大冶有品位很高的铁矿，这是1875年盛宣怀聘请英国地质师郭师敦（A.W.Crookston）博士勘探清楚了的。张之洞也证实:“大冶铁矿据矿师及化学洋教习报称，铁质可得六十四分有奇，实为中西最上之矿。”可是，急于求成的张之洞在矿石的品质没有完全弄清的情况下就订购设备，而且头脑一热立即把规模扩大一倍。

1884年出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雄心勃勃，要在广东建造钢铁厂、枪炮厂、纺织厂等大工厂。他立意办钢铁厂是1889年上半年仍在两广总督任内。在交通不便的19世纪，居然要在煤铁资源俱缺的广东办现代钢铁厂，可谓异想天开。但其动机是:“中国岁销洋铁值五百余万金，粤销即不少。漏卮宜杜。购机开采，设厂煎炼，皆所必需，炼铁尤要。”爱国热忱，溢于言表。

1889年4月9日他同时给驻英公使刘瑞芬、驻德公使洪钧打电报，询问开铁矿和炼铁、炼钢及轧钢设备的价格。洪钧老老实实告诉他:“开矿机价自十万至五六十万不等，须相地而施。炼铁机器亦须知日炼若干，无从悬揣。总以矿师测验为首务……未敢草率报命。”刘瑞芬的胆子比洪钧大，回电说:“询明炼铁厂炼熟铁炼钢压板抽条机器炉具各件，价共需英金两万五仟十九镑，运保费在外，十二月交清，每礼拜出铁二百吨。”张之洞十分赞赏这种干脆利落的作风，第二天立即给刘瑞芬覆电:“请如议订定合同，价能核减尤妙。”七天后，又发电报催促:“炼铁厂机炉请即订立合同，催开工，依限运粤。”再过十天，张之洞提出要扩大规模，很快就敲定日产一百吨生铁。知情者后来揭露:“芝田中丞（刘瑞芬字芝田，1885～1890年初任驻英公使；曾护理江西巡抚，后任广东巡抚，故称之为中丞）原不欲办，嗣经香帅一再电请，知事不得已，然不将其事博访周咨，详举以告，遽匆匆定议”。现在看来，这是一幅近乎儿戏的官僚办厂图。

“香帅（张之洞号香涛）赋性卞急”，就个人性格而言，这无伤大雅；面对暮气沉沉的末代皇朝的官僚机关，想办点事的人不着急，反而有点不正常。但当公权力在握，而又自信道义在肩，立意一往无前之际，如果没有分权制约、按程序决策和公开监督的民主制度，个人的行动不受约束，个性缺陷就可能成为作出违反常识的重大举措的根源，造成钜大损失。

1989年8月，他调任湖广总督，便蓄意将这些工厂一股脑搬到湖北或其他地方去。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是个庸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巴不得张之洞将这些玩艺搬走。于是，身还在珠江之滨，已经函电交加，迫不及待，筹划如何在湖北等地建厂。

对现代经济活动较有经验的盛宣怀在张之洞动身到湖北赴任之前，在答复张之洞的询问中已经开诚布公说:“开矿难，开煤镕铁尤难……凡办矿，机器均须因地因质、宜先宜后，与原勘矿师绘图立说，评价定购；西法办矿断无不先定矿地办法而后照图购器者。中国屡次办矿，见小欲速，前后倒置，故不合法。……可否请缓数月，容矿师查毕……算拟切实条款，禀请核夺，不至蹈前弊而贻后悔。”这是有切肤之痛的经验总结，可是急于求成的张之洞听不进去。

早在征询盛宣怀意见之前两个月，张之洞已经发电报给中国驻德公使洪钧:“请订熔铁大炉二座，日出生铁一百吨，并炼熟铁炼钢各炉压板抽条，兼制铁路各机器，一切配齐”。这时他打算把这座钢铁厂放在山西。不到一个月，洪钧挺负责任地综合各厂家的意见答复他:“炼钢两法，曰别色麻，曰托麦旅。视铁质内磷之多寡，炉亦异制，祈迅饬取晋铁试验……炉需火砖，中国必须学造……此造火砖匠须添者也。炼铁需用枯煤……此炼枯煤炉须添者也。”如果认真听取驻德公使转达厂家的这些意见，后来的重大错误可以避免。

可是，张之洞当天就迫不及待回答:“炼铁各件必需速购，炉须兼能炼有磷者……烧砖匠、炼枯煤炉应添订”。“晋铁取送太迟，千万勿候。”寥寥几句话，把他的无知和专横暴露无遗！炉是不能兼炼髙磷和低磷铁矿的，铁质的化验绝对要等候，违反这些常识就要受到惩罚，不管职位多高，概莫能外！字里行间还暴露张之洞当时可能连炼铁要用耐火砖和焦炭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