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八年（公历1828年）夏，清政府在午门举行献俘礼，现场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令道光帝心潮澎湃、陶醉不已，他立即做出一件“壮举”——宴请平叛有功的将士。几天之后，宴会在清漪园（光绪年间改名颐和园）万寿山下的玉澜堂举行。将军们筷子一挥，几碟小菜立即见底，吃又没得吃，退席又不敢，只好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后来，在探讨新疆设防方案时，将军们提出的布防方案就是通不过。本来，将军们已经考虑到了道光帝的吝啬，准备上奏仅要一万八千名士兵镇守新疆，但道光帝一下子就给砍去了三分之二，只批准清军留守六千人。将军们愤然回击，提出专守新疆东部，西部自治，不予设防的方案。道光帝又大骂他们放弃新疆防守，指责其居心叵测。

经过几年的争执，根据《清史稿》记载，最后决定于“各省绿营兵额内裁百分之二，岁省三十余万，以为回疆（本名西域，又名新疆）兵饷”，方案才得以通过。此后，在鸦片战争中，道光帝急于妥协，也不能不说与吝啬的个性有关。总之，在讨论诸如海防、边务、黄河治理等问题时，大臣一提到拨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悦之色。

道光皇帝崇尚节俭，一则是生性吝啬，视节俭为理想、乐趣；再则，是以此作为挽救财政危机的一种对策。

道光初年，清朝政府面临财政危机。

清政府国库年收入从乾隆中期起就达四千余万两白银，至嘉道年间，总收入虽未比乾隆朝减少，但日子却越过越紧。显然，这是因为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

此时，国家财政上的黑洞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第一个黑洞是皇族人口日益增多。顺治初年，皇族不过两千余人，到道光时期已达三万余人。这个庞大的贵族群体不劳而获，全靠国家养活，并且需要提供优厚的待遇，每年耗资数百万两，日渐成为沉重负担。

第二个黑洞是因物价上涨造成。道光初年的物价，已经是康熙年间的五倍，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粮价上涨。这样一来，国家机器运转的行政成本大大提高，而清政府的赋税标准却定于康熙年间，不能调整，为什么？祖制不许可，康熙帝不是说过“永不加赋”吗？

而且，从嘉庆朝开始，每年按照祖制征收的赋税也不能保证足额上缴国库，各省都有亏欠，每年全国亏欠数百万两，这部分钱大多挪作地方开支，一部分入了官员腰包。

第三个黑洞是从乾隆晚期开始，社会矛盾加剧，起义此起彼伏，用于镇压的军费开支大增。从乾隆末至嘉庆初年，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大起义，花费军费2亿两白银，这是有清一代“成本”最高的一场大征伐，几乎耗尽了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国家财政从此一蹶不振。而边疆、内地的起义还时有发生，围剿的军事行动成了财政上的一大黑洞。

第四个黑洞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灾害频发，救灾支出大增。譬如，黄河年年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住决口，结果生生将黄河堵出了个“地上河”，从此，黄河更加容易泛滥，形成了恶性循环。此外，淮河、运河也是百弊丛生。乾隆年间，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钱不到一百万，而从嘉庆年间起每年动辄上千万。嘉庆二十五年（公历1820年），嘉庆帝猝死前夕，国家花了一千万两白银才堵上河南马家营决口，没来得及松一口气，轰隆一声巨响，下游仪封三堡大堤又决口三十余丈。嘉庆帝闻讯欲哭无泪，不堵了？千里泽国，哀鸿遍野；堵？要拿国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往黄河里扔！

第五个黑洞是吏治腐败，这增加了行政成本。比如，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

道光帝即位之初，财政上出现了平定三藩以来百年未见的窘境，国库储备仅剩下二千万两。在乾隆时期，国库白银储备最高达八千余万两。考虑到治理黄河堵一个决口就要上千万两，就可知国库储备的确太少了。而且，不知道道光皇帝意识到没有，这个国库储备余额还仅是账面上的数字，实际到底有多少，他恐怕连核查的勇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