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三条路

●一条是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又戏称为“扑网”。其实，这种网很难翻过去，探照灯、哨岗和警犬都是致命的危险。

●二是走西线，即是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今天的元朗。这条线也难走，因为要到达这里就很不容易，水面上安排了许多民兵巡逻，控制相当严密。

●三是走东线，就是大鹏湾水路，即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要借用自制的橡皮艇才能闯过去。这里海浪很大，很多人淹死。

走东线的人，首先要去惠阳，然后走十多天的山路，才能到达海边。后来抓偷渡的封锁线甚至移到广州的大沙头，这里是广州的水运客货站。

大逃港到大开放

■谢勇华 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曾有年长的朋友回忆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无数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但那个年代，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大家都清楚:为了可能发生的远行。

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最终凭借一身好水性，踏上了远去的行程；也不知多少人最后成功抵达了目的地，又有多少人在路上永远消失，却至死也不愿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地。

自从国门封闭，逃离就从未停止。原宝安县第一书记李富林曾说，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逃港潮一直屡禁不止。细观这绵延数十年的“潮流”，其中几次高峰，皆与国内形势相关:

据深圳官方统计数字显示:第一次高峰是在1957年前后，时值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第二次高峰是1961年，饥饿当道，一次外逃人数就达1.9万人；第三次高峰是1972年，外逃2万人；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

读涂俏女士所著《袁庚传》，印象颇深的是袁庚初到蛇口时，见到那片可以遥望彼岸的海水中，浮沉着逃港遇难者的尸体，他们的头颅甚至被当地大胆的青年当球来玩耍。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逃离者推动了历史的发展。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视察广东，广东省主要领导把逃港事件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据说，邓小平沉默良久之后说了两句话，一句是“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另一句是“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两句话让广东地方领导百思不得其解:政策有问题——莫非政策要变？

当一切开始回归常识，当人的正当需求被重视，变化就这样发生了。

1978年四五月间，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团考察港澳，回京后向中央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中央同意，“说干就干”，广东省委也迅速行动。与广东省不谋而合的，还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方案。

其后的事情，中国人都已十分熟悉。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中国大变革的洪流从此一泻千里。困扰广东几十年的逃港偷渡现象，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逃港者曾经汹涌，继而消失，现在归来——正是这些颇具戏剧性的转变，为改革开放的动力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大逃港震动习仲勋邓小平放权大开放

1978年7月，刚刚到广东任第二书记的习仲勋第一次视察，就来到了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他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