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与此同时，同是上海地下党党员的毕玲，也遭到了隔离审查的命运，随后她被打发到位于北京市郊的“五七干校”，把年仅十四岁的儿子吴晓镛独自留在家中，那段时间，住在中联部大院的邻居们经常看见，瘦骨伶仃的晓镛吹着口哨，抱着一支大碗在单位食堂窜来窜去，而毕玲既不知道丈夫被关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是死还是生。

毕玲：而且我跟他的表妹两个人猜想，可能劳改了，劳改就好，我希望他劳改，劳改有活动，接触空气了，谁知道他没有劳改，就关在小，就有七个平方米一个小房间，关了三年，所以说话声音没有了。

解说：从1968年春天到1970年年底，在秦城监狱的一间单人牢房里，吴学谦度过了将近三年冰冷的岁月，这个在战争年代没有坐过牢的共产党员，却在和平岁月里尝到了铁窗之苦。

毕玲：这三年，开始不给他看《人民日报》，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他背出语录，都备得出来了，后来我在外边也申请，不是那时候有四卷合订本吗，我送去，他就看毛主席文章，他是一个月放一次风，如果碰到冬天，照样叫他放风，他不放风还好，一放风把他冻得要死，如果下雨也要淋雨的，刮风也要吹风的，这样给他放风。

解说：在上海解放功臣史料展的展柜里，我们看到了这些手写的政治学习卡片，这也是吴学谦三年铁窗生涯的意外收获，除此之外，为了让自己有事做，不至精神失常，他还坚持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翻译每天的《人民日报》，甚至从头到尾背诵天气预报。

1970年底，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吴学谦被释放了，后来他才知道，是周恩来总理为他写了批示，此人到群众中接受教育。

毕玲：一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回家了，就哭了，那么我说，小镛你快出来，爸爸回来了，他在厕所里赶紧出来，出来说，小镛这么高了，我说，我们三人团圆了，不要哭了，我就叫他不要哭了，我也后悔，买了二锅头，买了猪头肉，买了一条香烟，全给害他，他已经三年不抽烟了，应该不让他抽烟，猪头肉呢，跟二锅头对他高血压不利，但我不知道他在监牢里得了高血压病，本来没有这个病的，结果吃了二锅头酒，鼻子流血，到医务室去一看，他高血压，赶紧以后不给他吃白酒。

解说：那一年，吴学谦49岁，他告诉毕玲，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若干年后的事实证明，这不是一句空话，1982年以后，吴学谦连续出任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副总理，足迹遍及五大洲，50多个国家，然而用秘书的话说，他走遍了世界，却没有游遍世界。

袁祖德（原外交部吴学谦秘书）：他觉得就是去工作的，不是去游览的，所以现在统计，学谦同志在担任外长期间出访五十多个国家，应该说是确实是五大洲都走了，走遍了世界，但是我给他总结，没有游遍世界，没有一个参观游览，或者是专门抽时间去游览的机会，基本上很少很少。

解说：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是出访还是回国，这位古稀之年的空中飞人从来不倒时差，当别人饱受时差之苦，神情萎顿的时候，吴学谦却永远神采奕奕。

八十年代，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吴外长的表现完全像个超人。

袁祖德：联合国大会讲话是一个主要的日程，但是大量的时间，就是在联合国大会以外的会见跟会谈，最忙的一天我给他统计了一下，是接了十三场，所以当时来讲，我们也有所准备，已经给他准备了一些小卡片，可以放在西装的口袋里面的小的卡片，上面标明要会见谁，名字，职务，那么需要谈的一些问题，都给他准备了一张小卡片，所以要接人的时候把卡片给他，实际上当时现场的时候，根本控制不了，因为你安排得太紧了，这场会见还没有结束，下一场的人已经在外面等了，但学谦同志记忆力特别好，脑子特别清晰，来没有张冠李戴过。

解说：八十年代初，初入外交部工作的吴学谦，首创了外事人员出国带家属的制度，然而一直以来，在吴副总理兼外长的身边，公众极少看到他的夫人。

毕玲：他说得很具体，你去了要配一个翻译，女翻译，照顾我，那就要两个人的旅馆费，旅费，我们不是乘专机的，航空公司要出旅费的。第二呢，服装要公家出，省省吧，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不愿意，我觉得出国去受洋罪，这杯子碰到还不能响出声音来，喝汤还不能响出声音来，太拘束了，里根的老婆来，基辛格老婆来，舒尔茨老婆来，杰弗里豪的老婆来，这些都是大人物的老婆来了，老吴说，我们也要由老婆接待，要不然不礼貌，那我这老婆只好打扮，打扮好了，烫了头发，自己做，也不到理发馆去，衣服自己出钱，反正也没有影响我们没饭吃了，有吃有穿就行，所以家具啊，房子那就马马虎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