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年后上海沦陷，民族危亡之际，受进步思想影响的吴学谦，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193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长达十年，近乎隐姓埋名的地下革命。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青年，到成熟老练，沉稳机智的地下工作者，抗战时期的吴学谦经历了成长的历练，不久前，吴学谦的夫人，上海地下党时期的亲密战友毕玲，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6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那一次地下党员聂慕贤，要把另一位同志的入党申请书转交给吴学谦，他们约定在法租界的一个小花园里碰面。

毕玲（吴学谦夫人）：那么聂慕贤晚到了，晚到了之后呢，他就等着他，那么引起警察注意了，警察过去了，看什么，信，拿出来看，我们有好多代号，根本他看不懂，但觉得不像是信，所以警察就说，这又不是信了，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人家托我们转的，那套进去吧，走吧走吧，就是这样，可是这个警察一方面呢以为它不是信，但是也看不懂。另外一方面呢，对青年学生同情，所以这是一桩小事情，但是老吴非常严格要求，检讨自己缺少组织纪律，我们有规定按时，按口号，不能晚到，不能早退，所以聂慕贤晚到了，他就应该早退，不应该老等着。

解说：对于青年时代的吴学谦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教训，然而他不会想到，文革当中，这次侥幸脱险，竟成了他遭人陷害的一个把柄。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以后，上海形势急剧恶化，1942年秋，中央决定把上海地下党的骨干，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集中学习，在解放区，吴学谦经历了整风的洗礼，并且生平第一次扛起枪杆，在日伪军的鼻尖下游走于山林和村落，接引白区来的同志进入淮南。1944年5月，作为新一任的学生运动委员会的副书记，吴学谦回到上海投入新的使命，行走在大上海的茫茫夜色中，吴学谦欣喜地发现，中国的天快要亮了。

曾子墨：对于中国人来说，1945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年份，日本人投降了，国内战争却一触即发，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统区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反内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从解放区充电归来的吴学谦迅速投身学运，成为了第二条战线的拍开拓者和出类拔萃的幕後指挥者。

从1946年到1947年，他和上海学委的其他领导，相继策划并且指挥了“六二三”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的五二0运动，有力声援了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攻势。

钱李仁（原上海地下党干部）：第二条战线的主力是国立大学，交大、复旦、同济、暨南大学，而这些国立大学区委一直是吴学谦，他的领导风格呢，就是稳扎稳打，不冒。但是到了关键时刻该出手的马上就看得准。

解说：抗战胜利以后，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了扶植的政策，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政府被迫任用，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948年“反美扶日”运动，在国统区全面爆发。6月5日，上海万余名学生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来到美国驻华海军总部举行抗议示威，被围攻的国民党军警挥舞大棒，开始了武力镇压。

钱李仁：他不是采取整体包围，采取分割，插进来，插进来，分成小队，到时候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学谦一看这个情况，撤退，不要再停留下去。敌人是这一次下手下得很厉害，不要硬拼，硬拼的话，小队小队跟他拼，结果分头都给他抓起来，打伤的打伤，甚至打死都难说，赶快撤出来。撤退以后，再到包围圈外面，能集合多少再集合多少，在南京路上走一圈。

解说：然而游行队伍的长龙里并没有吴学谦，此时此刻，这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正站在南京路中国银行大厦的斜对面，他时而悠闲地抽支烟，时而与走过身边的路人搭讪几句，看似无所事事，却早已把进退的指令传递到学生中间，这一天上海的学生运动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钱李仁：规模是缩小了，但是我们还是安然的保护了自己的力量，把口号也叫到全上海。我觉得这些事说明学谦的指挥能力，策略，该进的进，该收的收，不是这么盲目的拼一场算数，没有这样。

解说：1944年，从解放区返回上海不久，吴学谦发现，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徘徊在他家附近，为了保险起见，他从家里搬了出来，此后一直借宿在地下党的同志家中。

记者：这条街以前叫什么啊，这条巷子？

浦作（原上海地下党干部）：这个街呢，是叫亨利路，大亨的亨，利益的利，亨利路。

解说：从1945年11月到1947年9月，吴学谦在这栋石库门房子里，住过近两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