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玲：我怎么送呢？我穿着翻毛皮大衣，往外翻的，有个手筒，这手筒里面就是入城布告，当时我涂了口红，穿着高跟皮鞋，坐在三轮车上，上海不是有个歌叫《三轮车上的小姐》，那就是有钱的小姐，这么坐着，一点也不查就直接过去。

解说：上海解放了，但是在欢呼雀跃，人潮涌动的大街上，人们看不到吴学谦的身影，此时，作为新中国派驻世界青年民主联合会的新任代表，他正坐在布拉格的法国大使馆里等候签证，他的目的地是世界青联总部所在地巴黎。

钱李仁：但是当时法国呢，对新中国去的人的签证卡得很严很严，所以他就待在布拉格等签证，始终没有能够踏上法兰西的土地。但是在布拉格，他实际上就在发挥中国青年驻外代表的作用，跟来自各方面的青年代表接触，所以他是最早开辟青年国际战线的，最早最早，建国以前就已经开始。

解说：1951年2月6号，回到祖国的吴学谦和毕玲，举行了一场迟到的婚礼，新生活开始了，和新生活一起开始的，是他将从事毕生的外事，外交工作，翻开前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简历，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吴学谦同志历任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部长，负责调研国际青年和学生运动的形势，并多次率团同各国青年进行广泛的民间交往。

1958年吴学谦进入中央对外联络部，主管西亚，非洲的政党外交工作，他多次出访这些地区中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并以人民外交的形式，与不同类型的政党建立联系，抽象的公文背后，是普通人难以想像的艰辛、历练、智慧和汗水。

毕玲：那时我生吴晓镛（吴学谦之子）还没满月，他跟小孩的手指，再见，说一下，下半夜四点钟动身的，那时候飞机老是一早就飞，都是螺旋桨的，没有喷气式的，有一次乘飞机跟冯文彬，团中央最早是冯文彬做总书记，飞机到了真空地带突然下去，两个人都脑袋顶着飞机顶上，后来驾驶员非常稳重，离开了真空区，总算没有出事故，一出事故也就坏了，他出过很多危险，到拉丁美洲一个国家，有人暗算中国代表团，要暗杀他，临时改变路线，走掉，他的首长汽车是空的，里边没人的，表面上好像首长汽车车队开走，实际上他的汽车已经绕着走了。

丁杏芬（原中央联络部翻译）：他的外语水平，他是外语系，暨南大学外语系的，所以他的英文基础非常扎实，大家专业的水平，他的听说写读都行，比如说我给他做翻译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一天好几场，宴会，介绍情况，会谈，累得不得了，他就会中间停下来，小丁你休息一下，我来讲，他就自己用英语自己讲，他还懂法语，过去他在团中央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自学法语了，他能读，能看文章，能翻译资料。

解说：多年的外事工作，吴学谦养成了一个习惯，定期阅读英文版的美国《新闻》杂志和《时代》周刊，他发现，只有把西亚非洲国家，放置在全球的视野之内，充分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民俗，以及西方世界的看法，和它们打起交道来才会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曾子墨：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76张赞成票当中，有53张来自亚非拉，这一天，非洲代表激动地在椅子上跳起了舞，后来毛泽东说，是亚非拉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推动民间外交，把亚非拉国家紧密团结在中国周围，吴学谦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然而，在此之前的1968年，这位新中国的外交功臣，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投进了秦城监狱，签发拘捕令的是当时主管中联部的康生。

刘起林：那么康生这个人呢，在文革以前在延安他就是极左，搞抢救运动，你只要是被捕过的，坐过牢的，他都怀疑是有问题，你是国民党再反派打入到党内来做内奸，所谓内奸、叛徒、卖国贼，给刘少奇不是就戴这么个帽子嘛，而且“四人帮”，江青是最仇恨地下党的，特别是上海地下党。因为江青她自己就在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她也参加过党，也搞活动的呀。但是她许多丑事在上海，许多那些生活的浪漫啊，上海报纸也好，文化人都熟悉的，她跟毛泽东结婚以后，她要想把这些丑事全部都掩盖掉，要把知情的人，所以上海的电影界，你很多人受迫害呀，是不是啊，她就想要消灭这个人证物证。

解说：文革中的1968年，作为上海地下党学委系统的负责人，吴学谦遭到了隔离审查，而所谓的疑点，竟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法租界小花园里的那幕险剧，专案组甩给吴学谦的问题是，既然已经落进巡捕手中了，为什么他没有逮捕你，吴学谦啼笑皆非，最终，反复的解释没有奏效，专案组带来了康生签发的拘捕令。

毕玲：他都想得很可怕，他抓走的时候，手铐铐起来，到了一个地方，空着没人住的，很可怕，就是小便大便来敲门，吃窝头，关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在半夜里移动了，移动了，汽车灯照着，打倒杨余傅，他对杨成武很熟了，杨余傅他们都要打倒啊，他说，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今天半夜里送我去，要么就是把我枪毙了，谁知道开着开着，灯火辉煌，电灯很亮，房子很高，建筑很好，他说，哦，原来到高级地方去了，他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