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素描

在那个曾经沉睡的小渔村深圳，香蜜湖度假村正在举办一个新的高尔夫培训课程。高层住宅楼在新修建的街道上拔地而起，一座48层的贸易中心即将完工。大量的外资企业，包括像百事可乐、花旗银行和三洋这样的巨头，都涌进了这个地区。一块广告牌上的标语正告诫着人们：“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受益于这样的高速发展，很多农村家庭拥有了三层的房子，屋子里摆放着先进的音响、冰箱和彩电（有些家庭里有两台电视，父母一台，孩子看另一台）。79岁的邓小平一月份到这里视察，他问一个居民收入是多少。当听到“每个月超过300美元”的回答时，他感到高兴和惊讶：“你比我挣得都多了。”

广州郊区的一个小商店里，响起的是乡村歌手肯尼·罗杰斯的民谣，四个年轻人正挤在一个《太空入侵者》的游戏屏幕前；北京街头，留着长头发穿着干净风衣的年轻人和穿高跟鞋的女朋友手挽手并肩走；在附近霓虹灯闪烁的商场里，头发花白的乡下人拿出大把的钞票，要买一台电视机带回他们的村子。北京的建国饭店，简直就是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假日酒店的翻版。不远的地方，马克西姆在北京的餐厅提供顶级的烹饪佳肴，最贵70美元。堵塞交通的自行车大军中，加入了奔驰轿车和日本产日野牌旅游巴士。月初，《北京日报》（发行量50万份）刊登了一张照片：一个漂亮女人和她的家人站在一辆全新的丰田轿车旁边。归功于去年全年超过1.8万美元的收入，养鸡农户孙桂英成为了共和国35年历史上第一位购买私人轿车的农民。

这只是上一次美国总统访华后，十多年间中国发生的显著变化的一些事例。罗纳德·里根将要看到的中国，和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1975年杰拉德·福特瞥见的中国完全不同。那些曾经贴着《毛泽东语录》的巨大展板，现在展示的是华丽的照相机、计算器和电脑的广告。那些在毛泽东时代无处不在的农村公社，实际上已接近消失。和被脚手架围绕的壮丽的紫禁城建筑一样，整个中国都在进行一场彻底的“整容”。

在毛泽东去世8年后，邓小平选取了一个革命性的主张：以更多的奖励激发人们更高的生产热情。没有经历巨大的波动，邓和他注重实效的同仁们开展了一场从未进行过的改革。他们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农业系统，唤醒了文化生活，令上百万农民的收入翻了五倍。并且他们的雄心看起来没有止境：到2000年，旨在使国民生产总值翻四倍，能源产量翻一番，人均年收入从现在的300美元增长到800美元。

为了达到这个重大的目标，毛泽东之后的领导者同样修整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从北方的大庆油田到南方的广州，从东部的上海到西部污染严重的兰州，1600名外国专家正在为发展中国经济努力工作着。128家美国公司在北京设有办事处。今年中美的贸易额将达到55亿美元，自1972年来增长了50倍。十年前，几乎没有中国人可以走出国门；今天仅在美国就有约1万名留学生。今日的中国也是世界上外交活动最积极主动的国家之一。

自己当老板的摄影师

时间还不到早晨8点。地点是哈尔滨，中国北方一座拥有200万人的城市。白士明今年29岁，是一名年轻、精力充沛的大学毕业生。他正在为自己的“公司”--秀荣照相馆开门迎客做着准备工作。白士明穿着一件西式风格的灰色上衣，里面是浅棕色的衬衫，没系领带。他仔细检查了所有的灯能否正常使用，接着查看那部老旧的干板照相机。几分钟后，第一批顾客进门了，一般是两人或三人一起。大多数人要照简单的、不能露出笑容的大头像，但还有不少人照更精致的结婚照片。白能够提供给顾客一件白色的裙子，以及拍摄时的专业指导。

白士明算是一个“稀有品种”了：一个城市中的企业家，与国有的企业展开直接的竞争。照相馆里有哥哥姐姐帮忙，这间红色的整洁照相室每天要接待80到100名顾客。白士明从早上八点开门营业，直到晚上八点关门，每周工作七天，自己还要在暗房中忙到午夜，处理底片、修补图像，去除污点、折叠和其他令照片不清晰的瑕疵。“我从不休息，”白说，“就算是节假日，我也不关门歇业。”在他的照相馆里，一张肖像照定价低于1块钱，比同一条街上的国营照相馆要便宜。在支付了租金、薪水和购买日常设备之后，白每个月还能净赚180到200元人民币（90到100美元）。虽然不是一个君王级别的数字，但这已经是城市工人平均工资的三倍了。白士明快速地介绍说，这比他每个兄弟的薪水都高，他们三人的工作分别是锅炉制造工、门卫和仓库管理员。很明显，白士明对自己当老板的日子非常享受，他说：“我们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

白士明照相的技术来自父亲。他的父亲曾受雇于一家国营的照相馆。白曾经做过一段临时工，也当过画家，直到1979年政府开始鼓励人们自主从事商业活动。他的资产非常贫乏：一些照相设备和父亲留下的50年代的旧家具。但政府许诺的三年免税政策让他的事业得以发展。“我其实很紧张，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赚钱，”他说，“人们好像不太喜欢凭自己的力量开创的事业。”尽管他起初担心领导者对私人企业的热情可能会降低，但现在他确信这一切不会发生，至少眼前不会。“我现在认定政策是可靠的。”他说。

白把他的成功归因于低价格、高质量和更长的营业时间。政府给了他机会经营自己的生意、改善了家庭状况。为了表达对政府的感激之情，他在去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等候室的墙上，他很自豪地展示着自己成功的“证据”：一张由省政府颁发的“劳动模范”的证书，镶在镜框里；还有一张精心裱好的照片，上面是去年夏天他和几百名中国年轻人在北京参加大会时的合影。照片中，白就坐在总书记旁边。他说：“我代表全省人民向总书记表达了感谢。”

自从哈尔滨的报纸开始报道白士明的事迹以来，他就成了当地的名人。白苦笑着描述有多少年轻人走进他的照相馆，就是为了见他一面：“有些人让我向他们提些建议，”他说，“有些人要我教他们技术，还有些人对我的生活感兴趣。”白还收到了超过300封崇拜者的来信，包括不少求婚信。

除了对成为家里第一个取得如此成绩的人感到自豪外，白对自由个体企业在中国的未来仍感到一丝悲观。他相信，在私人所有制可能是眼前需要的同时，长久看来国有企业将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在理论上，私人企业和马克思主义是相悖的，”他解释道，“但眼下的中国需要所有的生产形式。伴随着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我的工作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那时候他会做什么？“国营的大工厂会发展起来，”他回答道，“我能在那儿得到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