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垦大业后继有人

如何防止历代农垦常见的半途而废现象，改变“一代而终”的历史，这是经常萦回在王震脑海中的问题。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代屯垦之所以不能长期保持，之所以“一代而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屯兵戍卒们不能扎根根边疆。他们的家、他们的父母亲人都在内地。历代王朝的统治阶级不可能关心，更不可能解决他们在边疆的安家问题。这样一来，随着岁数的增长，必然想家心切，也就根本谈不上扎根在戈壁荒原上从事屯田生产了。

王震进疆之后，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他的部下多来自湘、鄂、赣等省，这些省份与新疆相比，在气候及生活习惯诸方面均有很大差别。与此同时，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部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超过结婚年龄，却很少有人成家，甚至连一批中年干部和老战士都还没有成家。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王震的内心非常焦虑。我们的战士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南征北战，立下了战功。但是，也正是由于战争等客观因素，造成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至今还没有成家。作为领导，如果对战士们的终身大事漠不关心，怎么对得起他们？又怎能他们扎根边疆呢？妥善地解决广大战士和一部分干部的婚姻问题，帮助他们在边疆安家立业，已成为燃眉之急。

王震的想法得到了新疆分局和军区党委的同意。他马上着手，一方面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政务院汇报，请求组织出面，动员内地妇女通过参军支边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到新疆来，参加屯垦部队；另一方面，王震坦诚地向广大官兵说明，他已就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请求，希望大家不要着急，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逐步解决。王震的亲切关怀，很快稳定了官兵们的情绪，稳定了人心。

王震不仅关心跟随自己进疆的子弟兵，对起义部队的官兵也一视同仁。1950年1月，王震出席第22兵团驻焉耆第27师的欢迎大会，在发言中，他首先对大家谈起大生产的意义，说:我们的手要把大枪挂起来，要用镐来生产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直截了当地问大家:“你们没有讨老婆的请举手。”当他看到大多数人都举了手时，便接着说:“等我们在这里搞生产，搞上三五年之后，连士兵一起都要回家。你们可以拍一张照片先寄回家去，让你们家中的亲朋给你介绍一个爱人，接到新疆来。你们接家眷来新疆的，由公家负责旅费。”

短短几句话，把大家的心里说得暖融融的。司令员把这批起义官兵许久以来憋在心里想说、想问，却羞于张口的话和问题，全都说了出来，全都解答了。

王震向中央和内地省份发出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支持。首先是湖南和山东两省的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从1950年起，先有湖南青干校、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广西分校的女生，山东的青年妇女、女兵、女学生进疆，随后又有江苏、上海、湖北等省市的一批又一批女青年进疆，加入屯垦部队的行列。这样，部队的性别比例很快发生了变化。以湖南为例。1950年，王震曾写信给湖南的党政领导人黄克诚、王首道，并委派军区副司令员熊晃为团长，到湖南招收女兵。从1950年到1952年共招收女兵七千余人，被称为“八千湘女上天山。”她们满怀革命豪情，从山清水秀的家乡，来到荒凉的西部边陲。在恶劣的自然气候下，她们同男兵一样战天斗地，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她们同样是兵团屯垦事业的开拓者。几十年来，这些女兵们有的当拖拉机手，有的当教师，有的当农民，有的当工人，战斗在兵团的各条战线，为兵团各项事业发展，为培养和教育兵团的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各地妇女成批进疆的同时，王震还要求各级干部，让那些在内地有家属、亲属的官兵给家里写信，动员她们来新疆，并由部队报销路费。王震说到做到，而且一抓到底，通过各种途径和多种措施，逐步缓解了屯垦部队官兵的婚姻难题。至1954年，当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时候，部队中的女姓比例已经增长到约占全体人员的40%，基本上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问题。

1960年9月，王震离开新疆多年以后，第一次来疆视察时，仍不忘老军垦的婚姻问题。见到熟悉的老战士，他首先关心的还是他们结婚没有，有孩子没有。当王震了解到，不仅老军垦们大部分已圆满成家，而且，这支屯垦大军中的第二代也已成长起来，“一代而终”的历史在新中国的战士面前已成为过去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不仅第二代，连第三代农垦战士也成长起来了。今后还会有第四代、第五代……,每当新的一代请那些跟随王震进疆的老军垦战士们回顾创业时的艰难岁月，回顾他们“献了青春南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女孙”的壮举时，老军垦们首先提到的，却都是王震司令员如何关心他们的动人往事。

调离新疆以后，王震仍一如既往、深情地关心着这批老同志。1962年7月，王震回到新疆视察时，对身边的领导干部说:“职工很辛苦，有不少同志跟随我们南征北战，立过功，现在要想法设法让他们生活得好一些，要给他们一些自留地，可分给每个职工2亩地，允许他们喂猪、喂鸡、种菜、栽树，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大家默默地听着，有人感动地流下了热泪。当时，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大部分人对于自留地、自留畜这类敏感话题，远避之犹为不及，而王震为了在遭到自然灾害的困难条件下保护住这批老同志，却甘愿冒此风险。

“文革”结束以后，1981年1月，王震再次来到新疆，又对各级领导干部谈到:“在新疆汉族中有不少老同志，一兵团的，以及起义部队的。解放初期20多岁。现在也50多岁了。老同志们在新疆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保卫祖国西部边陲的安全。老兵有老兵的作用，老兵的作用是新兵办不到的。你们看过《空城计》那出戏吗？诸葛亮在城头上弹琴，一座空城，城门口只有几个老兵把守，解决了大问题。”说到这里，王震笑了:“当然老兵有时候也发几句牢骚，说几句怪话，比如《空城计》里的老兵就说:‘丞相老糊涂了！’凡属好人，老兵讲了几句怪话，不要追究，一定要爱护老兵。“

这年8月中旬，邓小平由王震陪同前来新疆考察。当时在“文革”中被取消的建设兵团体制还没有恢复。邓小平铙有兴致地听取了各方对恢复兵团的意见，了解当时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垦区看望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老红军、老八路。他饱含深情地对大家讲，原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战士在新疆的业绩，新疆各族人民不会忘记，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也不会忘记！我向大家问好，你们辛苦了！邓小平在新疆多次讲话都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需要恢复，给予广大军垦战士以极大的鼓舞。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王震与广大官兵同甘苦、共患难建立起来的友情，使这支云集了内地各省子弟的部队充满了无往而不胜的战斗力，成为不穿军装、不拿军晌、永不退役的部队。他们不仅斗志昂扬地在荒凉的边疆艰苦创业，而且义不反顾地扎下根来，为改写“一代而终”的历史，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的边疆，谱写了新的不朽篇章。

为了培养青年一代继承老一代的革命事业，也为了使新疆的屯垦大业后继有人，王震很早就在考虑，应当动员一批城市青年到新疆去，使他们在祖国边疆的广阔天地锻炼成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王震与上海市商定，将生产建设兵团塔里木垦区，作为长期安置上海青年学生的基地。1962年动员了近千名青年学生来到了新疆；1963年19700人；1964年31000人。至1964年底，总计有51000多名上海青年来到了新疆。这些青年来到新疆以后，采取服兵役的形式，组成了生产连队，过着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生活，实行供给制。他们以进行农业劳动为主，也有部分人参加工业生产。1964年，王震就上海青年到新疆塔里木垦区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在汇报中谈到:“生产建设兵团既是农场、又是工厂，既是军营，又是学校，这些青年既是农业工人，又是产业工人，既是士兵，又是学生。经过几年的时间，就可以使他们生长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劳动大军。”

大批城市知识青年的到来，为生产建设兵团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新疆的屯垦事业后继有人，不断发展；同时，这批青年也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受到了磨练，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有许多人至今还战斗在兵团各级领导岗位上，为了新疆的建设，为了农垦大业，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王震对新疆建设兵团的爱护。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兵团的经济不断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胜利。经过4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生产建设兵团已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现有总人口220万，其中职工90多万，辖有11个师和3个农场管理局、172个农牧团场、725个独立核算的工交建商企业。兵团有独立的垦区区域，有自成体系的公、检、法、司、监机构和武警部队，有独立的教育体系，办有各种类型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中专、技校、中小学校，还有社会功能较为齐全的城镇建设、科研、卫生机构等。在万古荒原上兴建的5个新城镇、17个团场部，像一串串明珠镶嵌在新疆大地。这样的规模和成就已经成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历代屯垦活动所望尘莫及的。它开发戈壁荒漠为片片绿洲，改造和优化了西部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它崛起的座座新城和小镇，改善和完善了商贸流通和资本积累；它吸纳五湖四海的人流和创办的众多学校，促进了新疆的人口结构和整体素质的提升；它创建的众多科研机构和拥有众多的科研人才，提高了区域生产力的整体水平，促进了地区经济健康高速的发展。

1991年，王震最后一次回到新疆。8月24日下午，在与新疆党政军领导同志座谈的时候，他十分动情地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和各族人民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8月24日，王震特意穿上了维吾尔族传统的服装，戴上维吾尔族的花帽，像一位慈祥的维族老人，与向他送行的同志一一道别。在机舱门口，王震久久地挥动着手臂向人们致意。临别时，他慢慢地弯下腰来深深地鞠了一躬，向新疆大地，向各族人民和广大兵团的战士、向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依依惜别。

王震在新疆创立的业绩将永远与天山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