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罗文干入新宣慰

虽然南京政府被迫承认了盛世才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国民政府就轻易放弃了对新疆的控制，因为蒋从来不允许地方势力做大，但派军队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国民党连河西走廊都没有控制住，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借助新疆现有力量限制盛的势力扩大，以此达到控制盛世才的目的。当时的确也有这种可能，因为当时在新疆还存在着马仲英、张培元两股势力，分别控制着东部和西北部，而且南疆也不为盛世才所掌握，盛世才控制的地盘只是以迪化为中心，东至古城，西至塔城这一片，大约占有全省的五分之一。1933年8月1日行政院通过对刘、盛、张的任命，就是实现这一平衡策略的关键步骤。这一任命的政治用心是让张培元雄踞盛世才之西，默认马仲英实际控制盛世才之东，这样盛在张、马二人夹击之下也就不能有所作为。实施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前提是要将盛、张、马三方的关系相对固定下来，为此，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派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以中央代表身份去新疆主持刘、盛等人的就职典礼。据《中央日报》报道:“自宣慰使黄慕松回京报告后，中央以新疆地处边要，除任命刘文龙为主席，盛世才为督办，俾地方事务，有人负责外，关于中央政务，如外交，交通诸端，深觉有派大员前往视察，以期分别办理之必要。”“国民政府昨（十七日）命令，外交部长兼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出巡新疆，所有外交部部长职务，以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暂行兼署”（注:1933年8月18日南京《中央日报》。）。罗文干于9月2日到达迪化，主持完刘文龙、盛世才就职典礼，就着手撮合盛世才和马仲英之间的关系。盛世才表示如果马仲英听从督办公署的调度，退往哈密就任东疆警备总司令，可以委任他为省府委员。罗于是前往吐鲁番劝马仲英停止与盛世才武力对抗，盛世才为了表示和平诚意还派其弟盛成骐等人随行，实际上他是想把马仲英骗到迪化加以处置，所以后来由于罗文干没有把马仲英骗到迪化来，盛世才对罗不满意，并把随罗文干来到迪化的马仲英的和谈代表拘押，借此向马仲英挑衅，对罗文干也多方刁难，罗文干无奈，决定离开迪化去塔城，然后去苏联与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会晤，可是，临行时盛世才以没有汽油为理由，打算扣留罗文干，罗文干只好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弄到汽油，匆促离开迪化。罗文干离开迪化不久，盛世才与马仲英就重新开火了。迪化当时有人说罗文干是被盛世才“嚇跑”的，因为罗文干走时未带之行李，被盛世才以“逆产”没收，在1937年新疆财政监察委员会拍卖逆产时，“标有罗文干逆产一项，仅手提小皮箱一个，折扇一把，绸衫一件。”（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六），第3311页。）

罗文干与颜惠庆就整顿新疆省外交特派员公署、整顿驻苏五领事馆、在新西伯利亚添设领事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商定中苏商约及废止新苏协定（1931年金树仁政府时签订，未经南京政府批准）、中苏划界、禁止新疆向苏购军火诸问题进行会谈后，于10月6日回到伊犁。7日，参加了张培元就职典礼。在伊犁期间，罗文干要张培元对盛世才“捐弃成见，不计前嫌”，“张培元的答复，就只有斩钉截铁，全无回旋余地的两句话，‘我就不让盛世才当边防督办，其他的事情什么都好谈’”（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六），第3313页。）。如果联系到金树仁出走塔城时，曾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推荐张培元任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的话，可以理解张培元能有此情绪。但是张培元在1933年6月12日曾致电行政院请中央正式任命刘文龙为新省主席，盛世才为边防督办，其中对刘、盛颇有赞誉之词:“查二公德才兼备，众望所归，任职以来，和衷共济，秩序赖以恢复，军事渐告结束，……盛督办不避艰险，提师东征，所有将士因久蒙训练，皆奋不顾身。……此非刘、盛二公之苦心孤诣，曷克臻此？”（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73页。）这就令人费解。但是不管怎么说，罗文干所推行的平衡政策实际上破产了，因为盛世才、马仲英这时正在迪化火并。罗文干原打算赴新疆南疆宣抚，也因南疆正在大乱而未去，遂绕道苏联西伯利亚铁路到海参崴，然后乘船回国。本来，罗文干此行计划四个月，结果两个多月就结束了。南京派到新疆的大员再次“铩羽而归”。

但是，南京方面仍然试图控制新疆，于是先前的“平衡战略”便变成了“张马联手倒盛”。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罗文干之人新本来就是考察新疆的情况，如果平衡牵制政策在新疆能够实现当然好，如果不行就换个方式；另一方面中央不了解新疆情况，主要依靠黄慕松和罗文干带回来的报告来决定对新疆的政策，而黄、罗二人均受盛之刁难，对盛世才都没有好印象，尤其是罗更不堪盛之辱，于是罗在离开新疆前夕便向国民政府建议说“以弟所见，盛昔以骗诈取得任命，中央为求苟安，循其所请。今盛仍恶性未改，怨声载道，中央若不早下最后决心，处以祸国害民之罪，此后中央将威信无存。一切善后办法，明日启程回京呈报，望中央此时勿再为其所愚，予以任何之援助。”（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罗文干回南京后，曾讲新疆问题“其症结仅在吏治，故甚易解决，但具体解决方案，须俟与政府商酌，现尚不能发表。”（注:1933年11月14日《大公报》。）“本人自将巡视新疆所得贡献中央后，经过汪院长与各部会长官作深切商讨，大致对新初步方案，已有相当议决。”（注:1933年11月15日《大公报》。）“现在军事解决办法业令面陈鉴核在案。”于是“在国民政府和罗文干的促成下，1933年12月间张培元、马仲英反盛同盟正式形成，张已对盛采取行动。”（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29-1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赞同蔡锦松得出的这个结论，因为他的主要依据是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两份外交部档案抄件。均是张培元给驻苏联大使颜惠庆的电报，其中有“培元遵照中央与罗部长计划，已出兵讨伐，将盛逆购得大批枪弹，业派兵截留”（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自奉罗部长转到中央忠密电令，着培元督师入迪，解决盛世才，肃清北疆，以除祸根，令与马仲英合作。”（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培元死前遗书中有“一误于罗部长，再误于杨正中”（注:王恩溶:《张培元事略》，《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78页。）之语；况且蒋介石也承认有“属张罗特约专用”之电码本（注:《蒋介石致盛世才督办妥慎处理新疆事务电》（1934年9月26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别录》卷37，第105页。）。南京政府没有料想到的是，盛世才会得到苏联的直接军事帮助打败了张培元和马仲英，巩固了他在新疆的统治地位。这样，南京政府失去了控制新疆的任何依托，第二次控制新疆的计划就彻底失败了。

分析上述两次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民政府的武力控制还到不了新疆，在武人执政时期，没有军队作为后盾是万万不行的。而蒋介石正在全力“剿共”，此时，连河西走廊都没有控制住，派军队谈何容易？再者，国民政府在新疆又没有什么基础，仅仅派两个大员，千里迢迢去就能空手套白狼？没有非凡的手段恐怕不行，事实上，黄、罗二人都是文职官员，并无怎样的实力，而盛世才已在新疆三年，手中掌握着兵权，又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因此，黄、罗二人根本不是盛世才的对手。不仅如此，反而使盛世才与南京交恶，于是他竭力阻止南京势力进入新疆，举起亲苏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和平、清廉、建设），做起“新疆王”来。南京政府鞭长莫及，只要盛表示“服从中央”，“永远使新疆为中国之领土”也就奈何他不得。但是一旦有机会南京方面是不会放弃的。没有想到这个机会居然在不久以后被盛世才自己送上门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