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派宣慰使入新与盛世才争夺控制权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国人开始认识到西北的重要性，开发西北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新疆又是西北屏藩，地位更为重要，可实际上，国民党的势力尚未到达陇西，因此国民党政府急于实现对新疆的控制。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了驱逐金树仁的四一二政变，这给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蒋介石和汪精卫两次策划了控制新疆的计划。

1、派黄慕松入新宣慰

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新疆省主席金树仁出逃。4月14日新疆临时维持委员会推举刘文龙为临时主席、盛世才为临时边防督办。4月24日金树仁在塔城通电下野。同一天，《大公报》报道:“政府对新乱事甚注意，连日汪与蒋往返电商，决将派大员入新，期就地解决，人选日内即可发表”（注:1933年4月24日天津《大公报》。）。4月28日，国民政府发表“特派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的国府令（注:1933年4月29日天津《大公报》。）。5月2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会议，通过致新疆省府各委员、厅长电，称“中央现正慎简贤能，勤求治理”；并发亦安抚新疆民众的国府命令，内称:“金树仁引咎辞职，中央已核准，正在慎选贤良，妥筹治理，并先特派参谋部次长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务期和辑军民，嘉靖地方。”（注:1933年5月3日天津《大公报》。）6月7日，蒋介石自南昌致电汪精卫:“对刘、盛之电话拟定三案，请与汪院长妥商裁决:(1)刘、盛此电迟到太久，新省电报久已不通，拟仍暂搁置，俟慕松到新具报后，再为适当之处置。(2)先电刘、盛，不做复电，应加以奖勉，责成两人合力维持新省治安，暂不说及名义，并告以黄宣慰使即行赴新，一切新省善后问题，黄抵新当面详商，并嘱诸事商承黄妥办。(3)暂委盛以边防督办名义，但刘主政，而盛主军，恐有不妥，且如此处置，能否适合实情亦均属疑问。以上三项，究以何项为宜，或中央有无切合良策，统请妥商酌核为盼。”（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黄慕松“宣慰”的实质是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和盛世才为首的地方势力争夺新疆统治权的斗争。据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特派员宫碧澄回忆:蒋介石令他回新疆转告盛“好好听从黄宣慰使的指示，不得有格外行动”；汪则担忧黄慕松去新能否站住脚，让宫碧澄“通知新疆临时政府的有关人员要好好拥护黄慕松”（注:宫碧澄:《国民党在新的活动点滴》，《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8页。）。于是黄慕松带了一个庞大的宣慰使团，分批进入新疆。该团配备了党务、民政、建设、军事、教育、宗教、交通各方面的人才，大有准备一旦南京明令自己任新省政府主席及边防督办后，即可走马上任之势。

黄慕松在新疆的主要活动是拉拢各方，以图架空盛世才。他首先争取到了在新疆的东北军各部队长官“愿得中央编制名义始正，咸愿驰驱”（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他又争取到当时的伊犁屯垦使第五军军长张培元“表示受中央驱策”（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黄慕松又征得汪精卫同意，将金树仁废黜王位、当时在维吾尔中及南疆各实力派头目中有一定影响的哈密王白锡尔的“爵位如故”，财产“如已没收”“着即查明发还”（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以及给予“军事、外交悉听央主持，教育、交通、实业等事则由地方办理”（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的许诺。使得白锡尔领衔的南疆一带各实力派首领等在享有一定自治权基础上对南京政府表示归附。黄慕松还对新疆部分军界官员进行拉拢利用，比如省临时主席刘文龙、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政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后三者还是策动四一二政变的功臣）等都围绕在黄的身边成为黄的智囊人物。另外，黄幕松还提出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他的这一主张一开始就遭到盛世才的拒绝，但是黄仍然坚持，并且背着盛与陈中等商量改制的具体办法，拟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人委为军事委员、以盛为委员长。黄慕松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弄垮盛世才。

可是，盛世才在黄慕松的身边早已派人侦察和监视，而且黄慕松与中央的来往电报也被盛世才的电台截获，所以，盛世才对黄慕松的一切行动了如指掌。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由参谋主任一跃为临时督办，这一机会他是不愿意轻易放弃的，尤其是在击溃马仲英之后，他以胜利者自居，当然不同意黄慕松提出的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何况当时还谣传黄慕松将主持新疆。于是盛世才在战场上与马仲英厮杀得胜后回到迪化，于1934年6月26日突然发动政变，将陈中、李笑天、陶明樾冠以图谋推翻现政权罪名枪决，并且软禁黄慕松，以此向国民党中央表示在新疆是他盛世才说了算。次日，刘文龙、盛世才致电南京政府说:陶明樾等人“趁隙勾煽后方军士，拟将现有之主席、督办同时推翻”，“秘举黄慕松为新省主席，另组所谓军事委员会”，“而黄使亦不无妄受陶明樾等蛊惑之嫌”，“请中央加派关心边局之大员如陈立夫、刘光、彭昭贤、张凤九等四员迅乘飞机来新疆，切实调查，以明真相。”（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74）黄慕松这时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盛世才的对手，不仅没有扳倒盛反而危及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了自救，他于6月28日以明码致电中央，内称“新疆僻处强邻，情形复杂，隐忧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祈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注:1933年7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黄以明码发电中央，证明其用意明显。但是南京方面对刘、盛职位始终不予真除，这使得刘、盛寝食不安，害怕夜长梦多，于是策动各机关、团体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真除刘、盛职位，电报就象雪片飞向国民政府各机关、报社。

不过这件事的确让南京政府大失颜面——堂堂政府宣慰大员却卷入一场旨在推翻现政权的阴谋中。这在盛世才给南京的解释中就是这样说的，而且当时迪化街头巷尾也是这样谣传的。当时国内各报纸也为此对国民政府责备甚烈。一时间传说纷纷，莫衷一是。南京方面自然要为自己圆场，挽回颜面。7月7日蒋、汪联名致电刘、盛说:“两兄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中央良深嘉慰，黄宣慰使也屡电称扬，不遗余力。万不可自生携贰，致堕前功，黄慕松宣慰任务已完成，中央日前有电，促其回京报告，至对于新省善后办法，一经议决，当随时颁布施行，两兄务须体谅此意，共济时艰，是所至盼。”（注:1933年7月8日南京《中央日报》。）7月10日汪精卫在总理纪念周报告一周要政中提到新疆问题，主要解释了”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他说这是因为“新疆还有几件根本的善后工作要切实去做。应该交给谁去负责新疆的善后责任呢？就要看谁能做到这几件事。”这几件事是什么事情呢？“第一件是外交要统一于中央；第二件军事要统一于中央；第三件宗教要自由，民族要平等。是新疆善后的三大原则。谁能奉行这三大原则，就把责任交给他。如果刘文龙、盛世才能够奉行，我们便交给他们，否则便交给另一个。”（注:《行政院纪念周——汪报告一周内要政》，1933年7月12日南京《中央日报》。）13日，新疆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也向报界透露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意见:“中央对于边疆官吏的任命，但求苟能捍卫国土，绝对服从中央，爱护人民，巩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以付托。”（注:《张凤九由赣返京——谈新事件周内可解决》，1933年7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由此可见，蒋、汪不得不自找台阶下。为什么这样讲？首先，这三条原则，新疆方面早在4月14日的十大纲领中已经宣布过，对此南京应该知道；第二，既然有这三大原则为何不早些讲出来，或许会避免发生第二次政变；第三，此时的南京政府对新疆鞭长莫及，盛世才又势力高涨，他如果不遵守三大原则南京政府也奈何他不得。大概黄慕松的“铩羽而归”也使南京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南京政府只好向盛世才表示妥协——只要你宣誓效忠中央，就给你正名。于是，7月19日，刘、盛联名致电行政院，一方面消除与黄慕松的误会，说陶明樾事件“皆系陶、陈、李扇动人心之一种阴谋，与黄使绝不相干”；另一方面，向中央表示效忠，“值此地方糜烂，几及全疆，尤非得援助于中央，必致无所措手。文龙、世才性非至愚，但能晓此，我中央如何彻底筹划，巩固边局，职等誓当竭诚遵从，以尽天职，此物此志，敢质天日。”（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78-579页。）7月26日，刘、盛再次致电蒋、汪，表明心迹:“当此糜烂纷扰之余，寇匪侵凌之际，非仗中央威信，何能自立，职等粗知大义，万无携贰之理，皇天白日，实鉴此心，一切措施，谨当恪守文训，不敢稍有逾越，致负谆谆之意，谨此电陈，伏祈垂察。”（注:1933年7月27日《大公报》。）这就等于刘、盛给蒋、汪递上效忠书。8月1日，行政院第118次会议决议:“（一）任命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并以刘文龙为主席。（二）任命盛世才兼边防督办，张培元兼伊犁屯垦使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注:1933年8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这也等于宣告南京政府借黄慕松宣慰以控制新疆的计划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