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中，选择以社会主义方式来避免国家边缘化的俄国革命在西方的文明圈内成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化不是某一国家或社会的专利，它能够在不同的国度和社会里进行，但它同样也证明，在不同的国度里，工业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尽管工业化主要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但其涉及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因素，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规范，政治体制，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工业化起步的时机，能够从国外所获得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其地理位置，乃至其自然资源等等，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

因为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差异。按照西方学术界的看法，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集团。第一集团是英国和与它同时或稍后的国家和地区，第二集团则被称为“后来者”，包括19世纪或20世纪初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西欧国家和北美地区，也就是当今的发达国家；第三集团则是由一批“追随者”组成，主要是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这三类国家和地区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三个集团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与合作的关系，而是控制与从属的关系。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控制着其余两个集团的发展命脉，因为资本主义运转的一个特点就是建立在对世界市场和原材料控制，并由此建立的一整套制度为基础的。

这就使原来的边缘国家和民族不可能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强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他们的现代化努力必然产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查尔斯 泰勒教授就此阐述了他对于“多重现代性”观念的理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放弃单数名词的“modernity”（现代性）观念，而使用一个复数名词“modernities”来讨论“多重现代性”的议题。

他指出，长时期以来人们对现代性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与解释，但传统学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单一化的模式，看作是一整套制度与文化的变化特征，而制度与文化的变化是不可分离的，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然拒绝。制度层面的特征包括市场经济的兴起，大规模科层组织的建立，工业化和城市化等。

而在文化价值方面则包括世俗化，政教分离，个人主义的兴起与（独一无二的个人的）本真性观念的确立等。同时，传统学说也将现代化看作是这个单一模式的线性演进和扩张的过程，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现代性发展阶段，如同一列游行队伍，有些国家走在前面，有些在后面。

这种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他认为，新教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在最前面，其他西方国家追随其后。而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走在前面，非西方国家走在后面。在这种理论中，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被认为是每个国家都要经历的道路。而泰勒认为，这种现代性理论有严重缺陷。

19世纪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时代,在追求经济的最大效益之后,换来的代价是社会道德的几近崩溃,或者是传统道德的几乎完全沦落，这也是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弥漫整个世界的根本原因。就连持自由主义见解的胡适也承认19世纪中叶是自由主义的黄金年代，而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则是社会主义的黄金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