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广东组建军政府时，西南地方实力派中最具影响力及实力的领袖人物是桂系首领、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和滇系首领、云南督军唐继尧，而由于桂系自讨袁成功后即实际控制着广东，故桂系对护法的态度对孙中山更有关键意义。民国成立后，广西一直由陆荣廷的桂系控制，护国之役又使桂系势力扩张到华南富庶之地与出海通道———广东。由于广东沟通内外的地理位置及其政治经济地位和历史渊源，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更大，陆荣廷也因此而成为西南政治的中心人物之一。1917年4月，陆荣廷升任两广巡阅使，其下属陈炳任广东督军，谭浩明任广西督军，成为西南政坛不可小觑的力量，也为北京政府和革命党双方所竞相争取。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因为本身实力有限，需要借重地方实力派的力量，陆荣廷因缘际会，成为护法军政府元帅，更显地位之重要。虽然陆对护法的理念认知和实际追求与孙中山并不完全一致，但出于与北京政府分配利益时的讨价还价以及提升个人地位之需要，陆荣廷仍然维护着护法旗帜；尽管他不时限制孙中山的行动，不欲孙在广东发展力量，以免影响自己的实际利益，但孙也还需要争取他的支持；与此同时，北京政府一度也曾企图拉拢陆荣廷，曾有意以湖南督军为条件，交换陆荣廷解散广州非常国会[7](p29)，由此而形成孙中山、陆荣廷与北京政府间的复杂关系。后来，当皖系主导北京政府下令对护法阵营施以武力“讨伐”及政治压迫，于1917年10月27日免广东督军陈炳职，又于11月8日免陆荣廷两广巡阅使职时，桂系亦对此表示“愤怒”，拒不接受其命令，陆荣廷还决定由桂督谭浩明统领两广联军分由桂、粤援湘，抵御北洋军对湖南的进攻。但即便如此，桂系对孙中山开府广东并不赞成，因为陆荣廷早以“两广王”自居，唯恐他人分享其在广东富庶地区的利益，更不愿孙中山在广东以大元帅名义架在自己头上行事，故其对孙中山即便是表面的敷衍，亦不十分情愿。

①程璧光遇刺之主谋有桂系和革命党两说，因非关本文主旨，此处不论。

9月4日，陆荣廷与广西督军谭浩明致电孙中山和非常国会议员，主张“应以总统复职为先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称，尤滋疑义，易淆观听”。尽管孙中山在致陆荣廷电中，推称其“为国长城，西南半壁，视公马首”，但陆仍不愿轻易附和孙。他在致唐继尧电中谓:“粤另组政府，殊难搛人意。此间事前已覆电劝其审慎，未蒙采纳，则已发生，亦且置之。”广东督军陈炳更是公开反对设立军政府，认为“建立临时政府不符合宪法，在有总统行使职权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选一个特别的大元帅”[6](p1055~1057)。在桂系实际控制广东的情况下，他们如此之态度使孙中山在以军政府名义办事时举步维艰、屡屡碰壁，令不出都门之外。桂系对孙中山“欲以士敏土厂为大元帅府，此至微之事也，桂系则多方阻挠之。又令电报局对大元帅府发电，不得用头等，不得挂账，只能以现款发四等电”；军政府“因对外关系，对沙面领事团有所交涉，而桂系之交涉员不为承转”。孙中山对此虽颇为不满，但亦无可奈何。[8](p18~19)陆荣廷等对孙中山开府广东的消极态度其时并非秘密，闽督李厚基在致晋督阎锡山电中即谓:“国会举孙文为大元帅，陆为元帅，闻陆、陈不甚满意，双方戒备，事将决裂。”[7](p25)

为了应付桂系对其开府广东的阻挠与限制，孙中山重点争取云南督军唐继尧，企图借其力量与声望，平衡桂系的力量，抗衡桂系的跋扈。但唐继尧自度其实力有限，政治企图亦有限，其主要意图始终是立足云南，控制川、黔尤其是四川。他在孙中山开府广东前即提出，“川事于中作梗，不先戡定，终难免内顾之忧。思惟北征，宜先靖蜀。靖蜀所以固西南团体；西南局势巩固，乃能以提挈进行”；“决以全力先行收川”。与陆荣廷不同的是，唐继尧对孙中山表面上不无敷衍，并希望借重孙之威望助其图川，但实际上仍保持一定距离，始终不愿就军政府元帅职，并在私下里致电梁启超解释其参加护法缘由为“中央对滇，迄无诚意”；段祺瑞“极意扼滇”，“愈逼愈紧，几令滇无以自处”①；故对护法“明知立论太高，势难办到，惟既决意反对合肥(段祺瑞)，不能不从大题目说起，非有厚于某党也”；“乞将苦心告之。至河间(冯国璋)代行职权，法律所许，此间当然承认，幸便中陈明，勿滋误会为要。”又密电广东方面表示:“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则对内对外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销亦得一番交换之利益，故此间虽辞元帅，未言其他，以免内部太形纷歧，反授人以隙也。”[5](p37~38、51、423)为了争取唐继尧的支持，孙中山除不断致电通报情况、予以推重之外，还特派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太炎前往云南促驾，请其对唐“及时开陈，并约川、滇、黔各将领一致推戴”，期望以此使“西南护法根本上不致动摇”[1](p268)。但唐仍不为所动，始终不愿就元帅职。

陆荣廷和唐继尧对护法和孙中山的这种态度说明，尽管他们也以“护法”为号召，但与孙中山对护法的追求并不完全一致，而缺乏武力支撑的孙中山虽然打出了护法旗号，却在政治上难有大的作为。孙中山对此亦渐有认识，他曾在通电中有言:“元帅及各部总长多逊让未就……西南护法诸军又未能毅然赞助国会所组织之军政府，乃彷徨歧路，无所适从。世界各友邦见我主张拥护国会者，尚不能服从国会，更疑我护法之战争为割据争雄之举动。内不能示国民以趋向，外不能得世界之同情。是非不明，国是不定，国家危险莫大乎此。”[1](p349~350)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的邵元冲亦有持平之论:“军政府成立后，其对外之能否发展，与唐继尧、陆荣廷之态度，至有关系。盖唐以滇黔为根据，陆则以粤桂为根据。苟若唐、陆能有护法决心，对军政府表示拥护，则团结西南，出师讨逆，事本非难。无如当时唐继尧方作其川滇黔巡阅使之迷梦，竭力发挥其大云南主义，以从事于四川之侵略，对军政府取观望态度。总理(孙中山)虽屡电促其就元帅职，亦无确实表示。陆荣廷则本不赞成总理护法之举者，惟利用护法之名，可以宣告两广自主，可以专擅军民财政，可以自由开赌及贩卖鸦片，故亦依违其间，而对军政府之进行，则竭力压迫。”[9](p16~17)也正因为如此，北京政府将南方护法阵营划分为以陆荣廷、唐继尧为首领的“武人派”和以孙中山为首领的“政治派”，认为孙中山“实力单薄，乌能成事。即幸而成焉，亦断断不能持久”[10](p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