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徐志摩出任编辑时期的《晨报副刊》就一无可取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是由于《晨报》总编辑陈博生的再三要求，也可以说是研究系与新月派的自然溶合，完全谈不上“篡夺”编辑权。其二，徐志摩的编辑方针跟孙伏园的确有所不同，仅就作者队伍而言，近半数都是新月派成员或徐志摩的朋友，其团结面显然就比此前缩小了很多。但徐志摩也自有其独特贡献。崔银河教授在他的专著中就公正地指出，在徐志摩主持编务时期，《晨报副刊》不仅刊登了徐志摩本人以及闻一多、胡适、饶梦侃、朱自清等人的诗歌佳作，而且宣扬了创作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我认为，这一主张不仅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当下的新诗创作同样有借鉴意义。不仅如此，崔银河教授还肯定了徐志摩对文学新人的扶植和培养，特别是培养和造就了后来成为乡土文学大师的沈从文和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像这样的论述，矫正了过去文学研究工作中左的偏颇，体现了一种尊重历史的学风和直面历史的胆识。

作为一个投机善变而又屡遭挫折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之所以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跟他们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结盟有着很大关系。据有关资料判断，研究系关注文化运动是从1918年开始的。也正是在这一年的11月，胡适以探讨墨家哲学为由头主动跟梁启超结缘。此后，在北京大学胡适一彪人马的谈话会上，就经常可以看到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劢、蓝公武、藉忠寅、林长民等研究系人物的身影。对于他们的这种交往，五四新文化阵营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是十分反对的。胡适也意识到研究系愿意跟他们结盟是为了借文化来扩大政治影响。他耽心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研究系拖下水，从而牺牲了名誉。可见，胡适派文人集团跟研究系结盟时，对于对方还是怀有戒心的。

提到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的知识分子，人们首先就会想起鲁迅。在鲁迅心目中，研究系善于作伪，善于钻营，善于挂体面招牌，貌似书呆子，实际上比狐狸还坏。鲁迅还把研究系跟胡适派文人集团划上等号。这样的的表述方式一度令我不解。比如，鲁迅1926年10月20日致许广平信原文为:“此地研究系的势力，我看要膨胀起来……”而收入《两地书》时却修改为:“‘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这就表明，在鲁迅笔下，研究系跟现代评论派是两个可以互置的名词。后来颇经过一番思索，我推断鲁迅的这种看法跟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现代评论派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表现密不可分。在这场反对杨荫榆推行封建家长式教育的斗争中，鲁迅等留日派教授大多站在学生一边，而王世杰、燕树棠等欧美派教授则大多站在校长一边；而校长则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冠冕堂皇任命的。作为舆论阵地，以研究系为背景的《晨报》和以胡适派为背景的《现代评论》都支持当局，而以国民党为背景的《京报》则支持闹风潮的学生。所以，我认为鲁迅将研究系等同为《现代评论》派可以说是出于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直觉，而并不是一种精确的政治判断。

从《晨报副刊》的历史背景再回到当今现实。当下，全社会都在提倡科技创新，因为能否创新直接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少中外研究创新的论著因之应运而生，诸如《创新的奥秘》、《创造的秘密》等等，对创造力与社会环境、创造者的心理因素，个人与创造力的培养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于思维方法的创新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我深信这些读物都会有益于创新者的心智，也深信没有方法的创新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但是，无论运用什么方法进行富于原创性的研究都必须付出扎扎实实的劳动，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读到崔银河教授的这部新著，我首先想到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格言。因为对尘封已久的《晨报副刊》进行梳理评述，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可资借鉴的前行性研究十分缺乏。没有啃硬骨头、坐冷板凳的精神，这部论著的完成是不可思议的。可惜目前愿意下这种死功夫的“傻子”并不很多。我这样讲，丝毫没有贬低这本论著的创新意义和理论价值。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文学副刊有时是作家的平台和作品的窗口，有时更是作家的摇篮和作品的沃土。不研究文学副刊跟文学生产的互动，就不可能真实展现文学史的原生态。遗憾的是，此前这方面的成果可说是凤毛麟角。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写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王进珊先生的《〈申报〉文艺副刊编校丛录》，王文彬先生的《中国报纸的副刊》，严格说来都只是资料性读物。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著进入我视野的也还只有雷世文著《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和刘淑玲著《〈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在崔银河大作的注释中，有陈平原与山口守合著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我尚未见过此书，不敢妄评妄议）。所以，《〈晨报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问世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更何况作者从现代女性文学、小说史、文学启蒙、传媒视野等角度研究《晨报副刊》，更是新论迭出，新意纷呈。

我不知道崔银河教授的准确年龄。但仅凭他评上了教授这一点判断，他大概已逾中年。不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他还只能算做一位新人。回忆起来，我跟崔教授的接触，大约是十余年前的事情。只记得一位小伙子突如其来地出现于我的办公室，带来了鲁迅研究专家袁良骏先生的一纸介绍信，还有一柄蒙族短刀，两袋内蒙奶茶，目的是想参加中国鲁迅研究会的活动。我并非徇于袁先生的私情，也不是慑于短刀的锋芒和诱于奶茶的香甜，而是因为学会的确需要充实青年后备力量，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年学者的后备力量，便欣然同意。此后，崔先生又邮来了他的一些作品，我记得有小说，也有广告学的教材，这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他的多才多艺。但单纯论学术，老实讲，印象并不很深刻。这回他交我审读的这部书稿，的确让我眼前一亮，心头一震，我立即又想起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句老话。因为从这部洋洋洒洒、极富历史感的论著中，我清楚地看到了他近年来在学术园圃辛勤耕耘的身姿，也看到了他更为广阔的学术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