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组织”就是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组织合作社。在梁漱溟的指导下，邹平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其中1932年9月成立的“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从美国引进高产优质的“脱立斯长绒棉”，统一进行技术指导、收购、扎花、打包，直接供给青岛、烟台等地的大型纺纱厂并向外国出口。不仅提高了棉花的产量和质量，而且避免了商人的中间盘剥，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理论批判

邹平实验的效果引发外界的参观热潮。冯玉祥、陈立夫等政要来了，黄炎培、江问渔等学者来了，军事学家蒋百里来了，经济学家马寅初来了，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来了，甚至丹麦的教育家和日本的乡村教育家也来了。

陶行知与梁漱溟互相欣赏。梁漱溟还向陶行知“借”人才，陶行知经过慎重考虑推荐的几个人，后来多数成为山东乡村建设的骨干。蒋百里看过邹平后，十分激动，他对梁漱溟说“中日要开战，日本决不满足于一个满洲国”，“中国人的弱点是统一不起来。为了准备抗日，要组织训练农民，把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而邹平实验，恰恰是改善中国人一盘散沙状况的良剂。

正是因为邹平的效果，乡村建设院的实验区也在迅速扩大:1933年7月增加了菏泽13个县；1935年又增划济宁14个县为实验区。四年不到乡村建设实验，就由邹平一个县扩展到了整个鲁西南地区。

但梁漱溟显然并不局限于山东，他要将自己的乡村建设思想推广到全国。他创办《乡村建设》杂志和乡村书店，出版了大量文章资料，宣传报道邹平的乡建事业。不仅如此，梁漱溟还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1933年7月14日，来自河北、江苏、浙江、北平、上海等全国十几个省的35个乡村运动的团体派代表齐聚邹平参加会议。邹平被公认为全国农村运动三大中心之首。

就在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推进过程中，反对声接踵而来。在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胡适看来，乡村建设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位一生崇尚西方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化即现代化”、“现代化即工业化”，而梁漱溟由农业发展工业，由乡村救济城市的思路则完全违背了世界发展的大潮，难以走通。

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不认可梁漱溟，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同样也不认可他。千家驹和薛暮桥，这两个当时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指责梁忽视了乡村内部的阶级斗争，忽略帝国主义侵略，那种试图在农村内部构建一种“整体改善和进步”的想法显然是空中楼阁。

如果说理论批判仅仅是对梁漱溟的思想有所冲击，让他有所反思的话，那些对乡村建设最致命的威胁，则是现实的政治冲击。

政治冲击

曾被蒋介石誉为“国之宝贝”的韩复榘，本来深受蒋的信赖。但他任职山东后，一系列扩充军队，组建民团，同时改组政府，推行改革的行动，则引起了蒋的警戒。

韩蒋之间的矛盾又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推向了一个尴尬境地。

在山东，韩复榘是梁漱溟完全的“靠山”，韩复榘对梁漱溟非常尊敬，称之为“梁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在有关乡建工作方面可谓言听计从。他甚至在一次省政府纪念周上的讲话中公开承认:“我就是迷信梁先生。”

韩复榘不仅聘梁漱溟为“政治高级顾问”，而且对其乡村实验有求必应。当邹平国民党党部反对梁漱溟时，他立即下令将其关闭；当梁漱溟主持杏花沟疏浚工程遇阻，他立即派一个旅士兵协助完成，甚至用皮鞋抽打拒不协助的长山县长袁明谦。

恰如前两次乡村建设失败一样，这一次梁漱溟又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一旦失去了“靠山”，他将全盘失败。这种对韩复榘过于依赖的关系，甚至十多年后影响依然存在。当时，政权已经更迭，一位新领导人一句“你是韩复榘的政客！”，让梁漱溟脸色铁青，半天说不出话来。

日军进攻山东，只是让这种危机提前爆发。1937年10月16日，梁漱溟收拾行装，带着他的同仁黯然离开山东邹平。在济南，梁漱溟最后一次对韩复榘的劝说无果，而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将壮丁、枪支和钱款一应带走时，不仅彻底毁灭了梁漱溟的希望，更引起民众的不满，使“乡建派”声名狼藉。

此时，梁漱溟可能更能体会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从事种种社会改良实验的艰难与艰辛。1938年1月24日，蒋介石以“丧师失地”等罪名将韩复榘处死，为时7年多的蒋韩矛盾画上句号，同时落幕的，还有梁漱溟苦心经营7年的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