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培训的学员又被派往乡农学校，负责对农民群众的教育工作。如是再三，邹平百姓总算多少了解了乡村建设所为何来。

但梁漱溟最大的困难并不是群众的思想问题。尽管得到了韩复榘的鼎力支持，研究院起初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在其建立不久，听命于蒋介石的国民党邹平县党部便公开反对其乡村建设实验。他们在党部门口搭起台子，张贴标语，发表演说，要求“取消研究院”，让“梁漱溟滚开”。梁漱溟不得不上书韩复榘，请求省政府帮助解决。

不仅如此，由于政策限制，邹平县政府沿用旧制，与研究院互不统属，矛盾不断。幸运的是，全国乡村运动的蓬勃发展迫使国民党政府调整了政策。

1932年12月，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全国内政会议，全国各地乡村运动的代表人物均被邀请参加会议，梁漱溟也在其中。这次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案、地方自治改革案，准许各省设立一至四个县的社会政治改进实验区，可以不受中央和省政府法规的约束，并且可以截留50%的地方收入作为实验经费。

1933年7月，山东省政府正式划定邹平和荷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山东乡村建设迎来了自主改革的大好时机。振奋不已的梁漱溟立即在邹平开始了全面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亲自担任邹平研究院院长，并一度兼任实验县县长。为了扫除实验障碍，首先进行的是县政改革。

梁漱溟将国民党的县区政府机构全部撤消，实验县政府“裁局设科”，把原来的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个局裁撤之后改为五个科，并进行合署办公（所有科室集中在一个办公室）。

政府机关实行8小时工作制，建立考勤制度、例会制度等，县长、科长和科员们一样衣着简朴，没有特殊享受，和大家在食堂一起就餐，毫无官僚作风，政府工作面貌焕然一新，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文化重建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失调。西方的革命手段，非但不能创造新中国，反而破坏原本和谐的中国社会。因此，救治中国，首要任务便是恢复儒家传统，重建中国传统文化。

在梁漱溟看来，重建儒家文化必须恢复传统的乡约制度和乡村礼俗。他认为现行的行政机构以强制力来管理民众，既不能唤醒民众内在的道德意识，也无法调动其参与团体事务的积极性，老百姓最终还是“一盘散沙”。与此相反，宋代大儒吕和叔《吕氏乡约》所设计的古代乡约制度不仅包含了地方自治，而且是一种伦理情谊化的组织。梁漱溟盛赞其精神“完全是开明的、通达的、现实的。从这里很可以看得出中国原来的精神、原来有的道路。”

梁漱溟在《吕氏乡约》基础上扩充改造，企望在农村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新的农村礼俗。

邹平被划为实验县后，梁漱溟将原有的区、镇、乡各公所及区长、乡长全取消，把原来的7个区划为14个乡，在乡设乡学，在村设村学。

梁漱溟对乡学村学的领导方式有非常具体、细致的要求，这便是除去一切强制手段，官僚作风，一切行政倡议，不能急切，必须从平淡入手，通过村学乡学中的日常功课如识字、唱歌、讲话等发挥作用，真正做到社会学校化。这样，乡村管理，由过去的行政强制，改为知识道德感化。以此消除农民与管理者之间的对立，达到自治的目的。

梁漱溟主张恢复儒家传统，但又不是对古代农村社会简单的重复。视野宏阔的他对西方文化也有诸多借鉴。经过比较研究，梁漱溟认为，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