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人不理解，包括一些同盟会的会员和海外华侨。如同盟会元老谭人凤认为“我国国民志气薄弱，辛亥之役， 于书生之见，南北议和，当事诸公（按: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黄兴辞南京留守职。）图搏功成身退之名，拱手推让，是实一大弱点，亦异曰历史上一大污点也。”马来亚华侨矿工钟明光很惋惜地说“革命不彻底，大错铸成。”这实际上是对孙中山的极大地误解。孙中山承认“旅居五洲同志……因推举袁君为第二临时总统，纷接来电相争，其词颇多误会。”

袁世凯上台，以及以后的各届北京政府，都是军阀武夫乱政，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共和。北洋领袖段祺瑞“为专制武人，不解民治为何物。”内心里孙中山对北洋军阀极其厌恶，并一直寻找机会推翻北洋政府，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实行他的三民主义。例证之一就是在全国讨论对德宣战问题的时候，孙中山甚至想借助于德国的力量推翻段祺瑞政府。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15日与犬养毅介绍的在美日本记者、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进行了谈话。谈话中，孙中山说:“如果日本借给我们数百万美元，送来几船武器”，我们将轻易地打倒北京政府。可见，孙中山内心里对北洋政府始终是不妥协的。

因此，当1917年中国参战问题一经提出，孙中山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段祺瑞参战的目的并不是象某些人宣传的那样要乘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争取免除部分债务并获得国外援助、发展中国实业。恰恰相反，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是得到世界承认的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在这个幌子下面，段氏可以肆无忌惮地借参战实行其统一计划。对此，孙中山很清楚，当然也就决对不会支持参战了。3月9日，他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两院否决参战议案。电文中，他深刻地指出“一国之地位能否上进，须视自力”有些人认为中国加入“可以一跃成为头号强国，外交从此顺利”，那纯粹是一厢情愿，是大大的幻想。同日，他又致电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申述中国不能参战的理由，为中国计，为英国计，请英国不要拉中国参战。12日，他又致电段祺瑞，反对中国参战，并指出英、美可能借监督之名来控制中国财政。5月16日他又致电北京民友社、政学会、政余俱乐部并参、众两院，重申反对中国参战的理由。5月中旬他还派廖仲恺赴北京运动议员反对参战。

国民党内部意见是不统一的。孙中山坚决反对参战，章太炎、谭人凤、廖仲恺、马君武以及朱执信等追随孙中山，也反对中国参战。章太炎说，当参战问题一经提出，他即与谭人凤最早联名通电，反对参战，以后谭、章二人又多次联名发出通电全国，反对参战。但益友社、政学会的张继、吴景濂、谷锺秀等，以及汪精卫、胡汉民、王宠惠等主张参战。汪精卫认为中国“为维持一己之尊严起见，已当极力抵抗。”胡汉民认为“至今中国均处被动之地位，目下正系自动之时机也。”王宠惠认为如果中国目前维持中立，日后“必致自受种种之责备。……故目下应毅然出之，与德国正式宣战也。”另外一些没有明确表态，但倾向与支持参战，如蔡元培等。

孙中山在1917年11月20日致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电报中指出:“段氏自受我国民出兵征讨以来，势穷力蹙，事实昭然，出兵欧洲，非其所能，或者假托名义，向贵国诈取军械巨款，用以压迫护法之国民。”邵元冲说“国务总理段祺瑞乃利用此问题与日本结托，要求日本济以饷械，以助成其参战军之编练，以达其武力统一之计划。” 谭人凤说“当局亦非不知其害，但以自保权势，排斥异己为念，故欲借宣战以为藏身之固，藉戒严以缄国民之口耳。”马君武说:“今德美失和，竟有人乘机攫取政权。”孙中山周围的其他人，如西南军阀、官僚等从自身利益考虑，也都不同意参战。岑春煊说段祺瑞“自其得政以后，专任佥壬，排斥异己，且迷信武力，欲以此成统一之业。”可见，孙中山等人对段祺瑞北京政府的参战用意认识还是很清楚的。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更坚定了孙中山反对参战、决心恢复民国的信心。他认为俄国的革命是“革俄皇之命”，这与他成功领导的辛亥革命相同，都属于共和革命性质。他甚至认为，俄国二月革命完全是受中国辛亥革命影响才发生的。他说:我国“共和成立六年，其成绩似殊无足观，然其影响于世界为力之伟大，则真令人不可思议！……俄罗斯之变专制而为共和，全由中国之影响也。俄罗斯之顽固腐败，欧洲文化不能改易之，国人志士，掷无数头颅而不能改易。因中国确立共和之故，举数十朝之帝政，仅以三数日之变动而推翻之，且毫无阻力焉，中国为之也。”此外，俄国革命爆发，意味着他所担心的英、俄同盟的破产，中国也将避免成为“印度第二”的命运。这对孙中山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心理上的支持。

不仅反对参战，孙中山还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为借口，要讨伐北京政府。章太炎回忆:“孙公初以失位觖望，闻中央有变（按:指 “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辄喜。”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一些内心想法。

但是，正如辛亥后被迫辞职，孙中山在广州毫无实力。以至于军阀莫荣新竟然大放厥词“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时，自然解散而去。”只靠个人威望及军阀之间的矛盾来反对参战终究不免于失败。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宣战。9月18日，军政府向广州非常国会咨询外交方针，希望“恢复中立关系，抑应暂行容认现在之交战状态。”但是，来自北京国会的议员还是通过了宣战议案，承认交战状态。即使如此，孙中山仍然反对段祺瑞的参战政策。并积极筹款，开展护法运动。

孙中山毕生致力与民主共和的建设，这也是他一切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参战问题上，他更多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反对北京政府参战，并强烈谴责日、英等陷中国于战争漩涡的做法。虽然他反对参战是政治斗争，或者可以说是权利之争，但在当时，孙中山要维护共和制度，维护约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而与段祺瑞不可同日而语。从根本上讲，孙中山是为了中国的富强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