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话长，黄袁之间曾有一番复杂的恩仇纠葛。袁世凯为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帝的宝座，需要调动一切有利于这一阴谋的力量，其中就包括政治舆论的导向与支持。舆论就是社会力量，统治阶级必然要借助舆论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就实行报业管制政策。据统计，仅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封闭的报馆达71家，传讯49家，捣毁9家，24位报人被杀害，60余位报人被捕。1915年秋，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满海内的名记者，要设法将他罗列门下。首先，袁氏强邀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黄虽不愿，也不敢显拒。接着，袁派人向黄表示，如果能为袁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将酬谢10万元和一个部长的席位。远生开始想延宕不作，但经不起袁再三催逼，只得以一篇“似是而非”搪塞。但袁氏极不满意，派人逼他重写。

黄远生万难从命，也深知再也难以周旋下去，便毅然于1915年9月3日离开北京奔走上海。抵达上海前，上海《申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他反对帝制的启事，明确表示“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实难赞同一日”。抵上海后，远生随即于9月6日至14日连续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宣布自己与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讯员及上海《亚细亚报》之撰述，一概脱离关系。但阴险的《亚细亚报》在出版广告中仍列其名为总撰述，远生只得于9月14日至20日，继续在《申报》广告栏声明与《亚细亚报》划清界限。1915年10月24日，黄远生为躲避袁党的追逼，干脆乘日轮离沪赴美。

疑案真相

此事令“窃国大盗”恼羞成怒，结下仇怨，自然不会放过他。远生死于袁党之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当命运捉弄一个人时，又总是会将并不合情合理的逻辑罩到他身上。远生恰恰更可能死于反对帝制的同胞之手。这也是在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认定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民国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的。

笔者将此视为“真相”还有以下理由:远生的确一度与袁党有过来往，不过绝不是因为他立场游移，而是出于记者表面上的“中立”姿态，尽量为通讯报道事业赢得较大的活动空间。正如林志钧先生所指出的，远生论事论人“不存成见”，即使“论起共和党，也并不因为熟人较多，气味较近，带着有色眼镜，就说那颜色好，……没有丝毫偏袒哪一党的意思。……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气度，亦是很可佩服的”。其实在袁世凯登基的野心暴露之前，许多进步人士、知名活动家都一度对袁氏心存幻想(如梁启超等)。远生在政治立场、思想立场上与袁世凯是绝对划清界限的，尤其是在关键的时刻，他拒绝为袁张目，力斥袁氏倒行逆施的罪恶，保住了自己的人格。尽管如此，远生仍在其著名的《忏悔录》中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严厉的拷问。但那段在矛盾中与袁氏周旋的经历和那篇“似是而非”的文章，却依然为他的悲剧埋下了隐患。据说《亚细亚报》的上海分社在出报的第二天就遭爱国人士投掷炸弹，吓得职员们不敢去上班，报纸不久也寿终正寝。爱国人士对帝制派深恶痛绝，义愤填膺，有时行动偏激甚至不分青红皂白也是可以理解的。

据陈叔通先生回忆，远生一到旧金山，当地的报纸便报道中国的名记者Yuan-Yung 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本来就是“黄远庸”的音译，按英美的用法将名字置前而成了“远庸黄”。而Yu an又与袁世凯的Yuan刚巧同音。华侨中反袁的人便奔走相告，说是袁世凯的本家来了。而当地国民党人又恶意宣传，真像远生是袁世凯派到美洲去的鼓吹帝制的亲信一般。

不过还有一重要原因似亦不可忽视，当时信息传递较慢，再加上信息繁杂，远隔重洋的华侨并不能都及时闻悉袁、黄决裂的消息，以为远生赞成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在这种绝大的政治误会与客观限制之下，远生自然插翅也难逃毒手了。

死后沉浮

远生的贡献与影响是时人共睹的，在他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就不下30篇。黄远生的老友蓝公武致信胡适，指出《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胡适将此信发表于《新青年》；罗家伦第一次把黄远生写进带有史评性的长篇论文《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近千字的篇幅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新文学史无不视黄远生为新文学先驱人物。其他且不论，就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也没有例外。可见，新文学史上本来就已有黄远生的大名，只是后来被抹去了。但是，“一部没有黄远生的名字的中国新文学史，似乎像一部无头的文学史，其来龙去脉总不免令人有渺茫难寻之感。”(见沈永宝:《新文学史应该有黄远生的名字》)可据笔者视野所及，在各种有关黄远生的正式发表的论文中，单单是他的出生年代就常常以讹传讹，被误为1883或1884年，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

黄远生的名字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对此，远生的孙女高上达(她们姐妹随母姓)在给笔者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对黄远生研究不深，但我知道他是因不肯违背自己的人格去屈从于权势而丧命的，这就是我们后辈应继承与发扬的。我想50年代后黄远生的突然消失与解放后一直奉行的极左路线有关，实事求是消失了，加上有些在位的人士对未定性的人与事不敢涉及(黄远生的死究竟是哪一方所为就讨论了几十年)，而这正是与黄远生的伟大人格相悖的。我们研究黄远生正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要让中国近代史因人为的因素而丢掉了一个与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的奇才。”

这番话应该说是有事实根据的。黄席群(黄远生长子)曾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教授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对黄远生的某些评价就“不够持平”，二人在一次会晤中，方教授很坦率、客观地向黄先生表示，他在编写过程中多少受了一些“左”的影响。后来方教授给黄先生的信中写道:“我以为对历史人物的分析评价，应有辩证观点，即发展的观点。人物的思想认识是在变化的，应该允许这一变化，承认这一变化。当时对于袁世凯的认识就是这样。李大钊早年对袁世凯是曾经寄以希望的，后来才反袁。李大钊尚且如此，对原来思想认识上就有局限如远生先生这样的人，就更不宜苛求了。”(见黄席群:《追忆先父黄远生》)黄先生表示自己十分佩服他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