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近代西方权利思想的误读，还表现为将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混同起来。

从表面看来，儒家的民本思想和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有些近似，但实际上两者相去甚远。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封建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强调“重民”，出发点是为了君权永固，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如此，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也是如此。在民本思想中，君民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君主把人民视为国家的“私产”，而不是对等的政治主体，在民本的基础上只能产生仁政而非宪政。关于此，著名学者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原因在于“民意仅能作被动之表现，治权专操于劳心之阶级，暴君必待天吏而后可诛。”显然，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

如果说出身传统社会的康有为，其托古改制具有明显的“古已有之”的症状尚易理解的话，那么，早年有着西方教育背景、曾在大英博物馆等地如饥似渴阅读吸收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著作的孙中山也走进了同样的误区，则让人有些惊讶了。事实上，孙中山虽然受西方影响很深，但最后还是回到了传统文化中来并在其中找到了民权的价值支撑。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曾指出，“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为使宪政在中国扎根，孙中山将西方的宪政与传统文化巧妙对接，认为宪政不完全是欧美的发明，因为“根据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来讲，如果应用民权，比较上还是适宜得多，所以两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统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2页)由此，孙中山认为，民主在中国是有思想而无制度。不仅如此，孙中山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在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见之于言论，没有形于事实。现在欧美既是成立民国，实现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国考试权、监察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与此相应，中央政府实行五院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3页)，从而把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儒家的民本思想混同起来。

三、清末民初宪政发展之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缺失

宪政基础是指宪政得以建立所必需的前提条件，一国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优劣于宪政的推行至关重要，从这一点上看，宪政基础实乃宪政的前提，前提未立，宪政也难以真正推行。清末民初的中国，无论是社会基础还是经济基础，都不足以提供宪政的资源，宪政基础的缺失是导致清末民初宪政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清末民初经济基础的缺失主要是就当时社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言的。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却难以提供宪政得以生长的土壤，因为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既不利于民众政治主体意识的形成，也不能使民众产生参与政治生活的需求。民众对外界的需求甚少，更不用说参与政治了。中国社会自秦以来，虽然属于君主专制政体，但天高皇帝远，百姓除了依法纳粮当差以外，与国家很少有直接联系，这就使得在封建的小农经济之下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下层民众的生活较少受到国家政策变迁和更换的影响，因而对政治变革的兴趣普遍不高。同时，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地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30页)

宪政社会基础的缺失也是导致清末民初宪政困境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宪政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赢得了一定数量的信仰者，但由于当时法律知识没有普及，民初的宪政体制又是通过辛亥革命这一突变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对民众而言，宪政仍是十分陌生的东西，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和封建意识的遗留影响在人们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清末民初声势浩大的宪政运动并未对他们产生太大的影响，民众的宪政热情普遍不高。“革命以前的中国人民不但丝毫不曾得着民主政治的经验，甚至普通教育所给予的知识也只少数人能够得着。民智的问题因此比较严重。”(萧公权:《宪政与民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谈及这一问题时也指出，“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4页)

综上所述，解析清末民初的宪政困境，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宪政、积极创造迈向宪政所需的基础和条件，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仅如此，对清末民初宪政困境的考察，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第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宪政的内涵；第二，宪政的确立必须建立在本国历史与国情基础之上；第三，宪政的实现离不开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第四，要积极创造实现宪政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