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辉与中国友人于上海的合照，前排右起:北一辉、宋教仁、陈其美

北一辉，原名北辉次郎，一八八三年（清光绪九年，明治十六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佐渡郡。一九零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明治三十九年）二十三岁时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批评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因而在反政府的社会主义运动阵营里蔪露头角。同年加入革命评论社以及同盟会，展开他投身中国革命十三年的生涯。

在这段时间，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明治四十四年）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此后北一辉长居上海。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大正二年）因宋教仁被刺，北一辉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遭日本驻上海领事勒令返国三年。一九一六年（民国八年，大正八年）因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効力之处。为此，北一辉开始将注意力转回日本。为求中日两国和平相处，他主张推翻现行日本政治体制，彻底放弃以侵略中国为国是的传统对华政策。

同年他在上海撰写《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主张以武力革命方式再造日本。同年底回国加入右翼社会主义运动。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大正十年）出版《支那革命外史》，介绍中国革命，主张中日军事同盟。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昭和二年）弟子西田税在东京创设天剑党，以北一辉的学说为建设蓝图，广罗全国中下级军官，图谋革命。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昭和十一年）因「二．二六」政变而遭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昭和十二年）被日本政府以教唆「二．二六」政变的思想主导犯正式起诉，而遭枪决。他的理论后来成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

北一辉关于日本革命的理论，深受中国革命的启发。事因他在出版《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时，指出明治政府往往通过对天皇神话的论述，以加强自己统治的权威。因此，这本书出版以后，就被日本政府所查禁，并对北一辉本人实行全面封杀。此时，北一辉选择加入革命评论社，以维持生计。由于该社和同盟会有密切的关系，他自然也开始投入中国的革命事业。革命评论社结束以后，他加入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黑龙会。 后来，他与宋教仁等人远赴中国支持革命。在辛亥革命发生后，日本军部和以山县有朋为首的元老会就向政府提议派兵进占中国，以维护中国的君主统治。当时宋教仁就曾通过北一辉的关系，与当时黑龙会的领导人物内田良平保持紧密的联络， 希望日本能寄希望于革命党人，力阻日本以军事力量介入中国革命。之后，日本政府对出兵中国抱持观望态度。这样一来，无形中促成了袁世凯的兴起。中华民国也在1912年1月1日正式成立。

张群为北一辉所题的墓碑

为何他会从日本革命转向于中国革命呢?在北一辉看来，在日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碰上重重阻力；倒不如先把心力放在中国的革命上，待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推动全亚洲的革命情势，再回日本推展革命。因此，在《革命评论》时期，他全力投入中国的革命事业。后来，因为孙中山收受日本政府的钱离日一事，北一辉不惜站在章太炎、宋教仁等人的立场，对于孙中山的作为大加批判。在北一辉看来，孙中山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无论行事思考都是西方模式。孙中山并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进行革命事业，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理念通过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实行。所以，为了达成目的，往往不惜任何手段也要向外国找寻支持。所以，他把中国革命的希望放在黄兴、宋教仁等人身上。他认为能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能稳定中国局面的人，并非孙中山，而是黄兴和宋教仁。北一辉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散播到中国。因此，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而形成的革命运动。他们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行事风格都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所以他强调日本因素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并认为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因此，可以了解为何北一辉劝告日本政府要寄希望于革命党。

北一辉和不少国民党的元老都有很深的交情。例如当宋教仁遇刺身亡后，北一辉就曾为他追查真相，而有意潜返中国。谭人凤的儿子则被北一辉收为养子，改名为北大辉。此外，张群等人与北一辉也有深厚的情谊。北一辉死后，张群就曾为其墓碑题字；北一辉的遗孀在战后，更曾要求张群协助把丈夫和北大辉的骨灰运回中国，并助其入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