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业方面的改革

苏联工业绝大部分由国家集中管理。1936年，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90％。从一个小别针到巨型发电机的生产都要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受政府有关部、局的领导。赫鲁晓夫上台后，发现中央很难把全国20多万个企业都集中管理好，力图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管理体制。他陆续把1.5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

1957年2月，赫鲁晓夫在党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要求把工业和建筑业的日常领导工作从中央转到地方。经过一个多月的全国讨论后，最高苏维埃于5月决定撤销25个中央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的部，只留下航空、无线电、造船、化学、中型机械等几个中央部。最高苏维埃还决定将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国民经济委员会，原属中央和加盟共和国各部管理的企业一律交给所在地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赫鲁晓夫认为，放松中央控制会推动生产发展。但是，执行的结果，这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这次改革只不过把部门管理体制改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即由“条条”管理体制改为“块块”管理体制。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故难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不仅如此，这次改革由于准备不足，由于没有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还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中央统一管理被削弱后，各地滋生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彼此矛盾重重，互相扯皮。这种情况对专业化大企业打击最大。过去它们只同上级一个主管部门打交道就可以组织好本企业的生产，现在则需要同分属于不同经济委员会的众多企业打交道，而且往往一个委员会就可以打乱整个企业的生产活动。专业化大工厂不得不生产过去可以很容易从其他州买到的零件。赫鲁晓夫看到这点，逐渐又把权力收回到中央。他先是合并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1960年由105个调整为100个，1962年又减为47个，最后又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但是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又出现了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它在很多方面实际上重新发挥着以往的部的作用。这些委员会的主任以部级干部的身份参加苏联部长会议。结果，到1963年时，管理工业的机构不仅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有所精简，反而扩大了二三倍。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改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

赫鲁晓夫在实行简政分权的做法失败后，开始寻求新的改革方案。1962年9月9日，哈尔科夫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在《真理报》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他建议用利润奖金等经济手段而不用行政手段来推动企业的生产发展。国家下达给企业的生产计划只限于各种产品的数量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其余完全由企业自行制定。利别尔曼还主张把赢利率作为衡量企业好坏和规定奖金多少的标准。利别尔曼的改革方案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并开始在乌克兰的一些工厂试行。

赫鲁晓夫的工业改革虽然不算成功，但是在他执政时期苏联工业还是有了明显的进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和七年计划（1959～1965年）都取得成绩。从1951年到1965年期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苏联的工业产量成倍增加。1953年到1964年间，钢的产量从3810万吨增长为8500万吨，煤从3.2亿吨增为5.5亿吨，石油从5280万吨增为2.23亿吨，电力从1340亿度增为4590亿度。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资从1955年的76.2卢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卢布。

赫鲁晓夫改革对中国的影响

赫鲁晓夫是前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向全体代表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将斯大林称为“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

赫鲁晓夫的报告震惊了整个世界。

在这个报告影响下，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1956年6月，波兹南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5万工人群众前往人民会议大厦广场进行和平示威，要求面包和自由。政府出动坦克和保安部队。数日内，有53人被枪杀，20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

在这个报告影响下，匈牙利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主张改组政府，结束一党制，成立多党派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的纳吉被杀。在这一事件中，仅首都布达佩斯一地就有25000人死亡，5万多人受伤。

在这个报告影响下，中国发生了反右运动。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无数人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或关进监狱，或发配流放，或迫害致死。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了苏联历史上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序幕。

赫鲁晓夫继承的斯大林的经济遗产是一副烂摊子，无论是农业经济或者是工业经济。在斯大林时代，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强迫农民实行集体化，农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然而，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仅仅是将下放生产自主权给农民，而没有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更没有对官僚政治机构进行改革。就是下放了的自主权，也没有交到农民手中，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农村官僚的特权。

赫鲁晓夫的工业经济改革也是举步维艰。他实行广泛的分散制，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结果是，工人和农民的命运一样，都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权力。厂长是工厂的主人，而工人仍然是被雇佣者。赫鲁晓夫的工业改革未能激发起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更不可能改变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

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也曾对官僚主义进行批判，对官僚主义犯罪进行制裁，但这些都是依靠个人权力进行的。他的改革没有给人民带来经济上的实惠，也没有给人民带来政治上的权力。而他的改革却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官僚集团对他的仇恨，人民群众对他的不满，为赫鲁晓夫政治生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赫鲁晓夫的失败是必然的，失败的改革成了他失败的罪证。1964年10月，企图以个人力量战胜官僚苏联庞大官僚体制的赫鲁晓夫黯然离开了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