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莫斯科之行，起初列宁心情非常愉快，进城时列宁脱帽向首都致意。但是后来情绪变了。当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连廷诺夫从马良托维奇那里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后者是通过认识的医生了解列宁莫斯科之行的某些细节的。据瓦连廷诺夫的描述，大致情况为:

列宁先到会议室，然后回住所，在那里久久地寻找什么他在第三次发病之前写的放在住所的东西。列宁有个习惯，不许任何人碰一碰它保存的任何文件。他在去哥尔克时曾要求秘书福季耶娃锁上办公室桌子抽屉的锁，不要收拾，住宅也同样如此，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谁都不许动他的札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他说，只有这样他才能迅速便当地找到所需要的文件。当列宁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发现他所规定的秩序不知被谁破坏了，在他认为可以找到东西的地方却没有他所要的东西。列宁对此非常恼怒，开始嘶哑地说话，出现痉挛。吃惊的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把他扶上汽车，送回哥尔克。此后几天他处于重病状态，已恢复的语言功能又失去了，尽管时间不长。

列宁文件泄密是当时确实发生过的事实。1922年12月23日起列宁口授了一批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这些信列宁明确交代是绝密的，不得交给任何人看，当然也包括政治局委员。然而，这些信到12月底，已经被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看到了。关心列宁文件的人在列宁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是否会去光顾列宁的办公室，很难说。

可以看出，莫斯科之行确实恶化了列宁的健康。

党内争论和列宁逝世

在1923年底，还有一件事更使列宁激动不安，这就是当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围绕“新方针”发生的争论。1924年1月17－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发表在《真理报》的关于俄共代表会议的报道，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20日她给列宁读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说:

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谈论决议中度过的。

20日列宁感到身体不适，没有吃早饭，也没有出去散步，说眼睛有病。21日下午5点半，病情急剧恶化，呼吸断断续续，逐渐失去知觉。6点50分逝世。

当时在场的高级领导人只有布哈林一人，他因为感冒正在哥尔克休息。然而，几天之后，1月30日《真理报》刊登的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俄国永志不忘的六天》中却写道:“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哥尔克逝去的伊里奇身边:布哈林、托姆斯基、加里宁、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我。”不能给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荣誉！在1937年的2－3月中央全会上，叶若夫当着克鲁普斯卡娅的面指责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说法是撒谎！苏联的历史就是这样改写的！

党内争论和党的第13次代表会议就争论做出的决定，显然使列宁深感不安。第一，争论涉及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这都是列宁发病前后所关心的问题。第二，被戴上“反列宁主义”罪名的托洛茨基恰恰是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人，是列宁甚至同意与之结成“反官僚主义集团”的人。第三，关于俄共第10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的第7条，列宁当时曾经表示，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只是一种极端措施，希望不要运用，提议不予公布。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公布这一条，极有被滥用的可能。这样看来，列宁在读报过程中“激动不安起来”，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解释显然不足以使列宁平静下来，此后病情急剧恶化而终于与世长辞。

1924年1月29日，克鲁普斯卡娅给还在南方苏呼米疗养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去世前约一个月翻阅了您的那本书，停在您评价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地方，他请我再给他读了这一段，听得非常仔细，然后又亲自看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弗？伊？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拥抱您！娜.克鲁普斯卡娅

托洛茨基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2年秋天。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的悲痛时刻，立即给开始失势的托洛茨基写这样一封表示列宁同托洛茨基一致的信，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医生多次警告不能让列宁激动，但从1922年到1924年初，列宁每次发病前都有一些重大问题使他激动不安，他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他要干预，他要奋斗，但已经力不从心了，他手中无权，身患重病，完全失去控制局势的力量了。英年早逝，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后人不禁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