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乾隆盛世” 时，扬州商业经济已冠全国。在乾隆年间，瘦西湖曾一度极盛。在他君临天下六十年，六下江南巡视，每次都到了扬州，乐乎这里的山与水，而瘦西湖又是“重中之重”，便促使了扬州园林迅速兴起。乾隆每来一次，湖上就添几处新景，十多年下来，就有了20多处了，有些园林还是乾隆的赐额。扬州园林极盛时，湖两岸园林连成片，无一寸隙地，其奇思妙构，点缀天然或亭或台，或墙或石，或竹或树，半隐半露间使人不觉其中，“绿杨城廓是扬州” 绝非虚名。

富起来的盐商，为了攀附官府，为了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便寻求走“贾而儒”的途径，兼商人与士子于一身，融厚利与富名于一炉。他们仿效文人主持风雅活动，广交文友，与士子、书画家密切往来，并以雄厚的资财给他们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活跃了扬州文化气氛，吸引了广大诗文书画家，扬州八怪就是这时与盐商相互依存，生活上得以安定，艺术上得以发展的。

清代乾隆年间，扬州盐商以皇帝南巡为契机，纷纷置办昆曲家班以迎銮接驾，出现了昆曲史上著名的“七大内班”，对昆曲的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淮扬菜系的形成、发展与扬州盐商脱离不了干系。当时，每个盐商家中都有自己的“庖厨”，每一顿饭要备数十种菜。到吃饭时，侍者端菜到主人面前，主人以菜的色泽选其食用，不被选用的要重新换其他类。而且选料、烹制一定要精。

清代康乾时期，垄断两淮盐业的八大商总全部聚集扬州，将大量资金消耗在扬州及其附近，把扬州造成了一个商业繁荣、文化发达、人文荟萃的园林城市，也使之达到了当时中国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巅峰。风雅、奢华的“盐商”、“扬气”的生活方式，对于当时的社会风尚、思维方式、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扬州城的盐商住宅是这座城市建筑文化的典型代表。

扬州著名学者韦明铧先生所著《两淮盐商》向人们详尽地阐述了一则则关于盐商的故事，并通过对盐商的研究，剖析了锻造扬州人性格的土壤。 在《两淮盐商》中，作者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给评价扬州盐商，“扬州盐商那种寄生性、依附性和消费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从他们身上根本找不到同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那种锐意进取的朝气蓬勃。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当东方最富有的集团用大量白银建造瘦西湖上豪华的五亭桥时，英国的瓦特正致力于改进热效率较低的牛考曼蒸汽机，不久，西方掀起了工业革命的狂飙。”

据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等研究资料中的评述：扬州盐商的巨富是利用清朝政府给予他们的特权——盐引制，通过垄断经营、贱买贵卖等手段取得的。他们兴盛于此，也败落于此。有特权庇护，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官商。盐商们的大量财富成了清政府特殊用项的来源，两淮的盐税直接关涉到清政权的经济命脉，“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于是形成了上至皇帝，下至臣僚和扬州盐商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微妙关系。扬州盐商也无形中承担了许多封建义务。遇大灾大难时，大力支持清政府是他们报效朝廷的最好机遇。然好景不长，到乾隆中叶已出现衰败迹象。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频繁的查收勒索使扬州盐商无利可图，一蹶不振，于是纷纷走散。 （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 杨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