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论佛骨表》中痛斥佛教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他又作《原道》、《原人》等集中批驳佛、道，态度鲜明，言辞激烈，一点不讲情面，也难怪龙颜大怒。

但当时的种种反佛斗争并没有能遏制佛教的发展态势和当时人们的崇佛心理，这从韩愈反对的第六次迎奉佛骨盛况中可以看出。

《旧唐书o宪宗记》载：“（元和十四年春正月）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刑部侍郎韩愈上疏极陈其弊。癸巳，贬愈为潮州刺史。”而《资治通鉴》的记载更详细些：“（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僧众迎之。（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不及。有谒户充施者，有燃香烧顶供养者。”连韩愈也不得不承认，佛骨所到之处，人们“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

唐代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迎奉佛骨活动发生在懿宗时期。“咸通十四年春（公元873年），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驾者。上曰：'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导以禁军、兵杖、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竟为奢靡。”（《资治通鉴》）《杜阳杂编》又载：咸通十四年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懿宗亲至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衣”。上有所好，下必好之。皇帝一带头，大臣、百姓有的断臂供佛，有的烧头“烁顶”，富者还广造彩楼，以水银为池，金玉为树。其奢华和狂热不难想象。而这种奢华和狂热还发生在不久之前唐武宗为打击极度膨胀的佛教寺院经济势力而下令大力灭佛之后，可见佛教的影响终唐一代都是很大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深远的。

同年，懿宗晏驾。年底，僖宗将佛骨送还法门寺，下令关闭地宫。唐朝不久以后便灭亡了，法门寺也慢慢衰落下去，直到1987年，人们在重建法门寺真身宝塔时，发现了淹没地下千余年的唐代地宫，四枚舍利再现于世。随之出土的还有懿宗、僖宗供奉的大量金银器、琉璃器、瓷器、丝织品、珠宝玉器、漆木器等二千多件及部分武后绣裙等物，法门寺又一次轰动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