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迎佛骨时，身为皇帝、气数将尽的武则天又极尽奢华，在公元705年一月十一日舍利入洛阳城时，敕令皇宫王公以降，洛城及附近全部民众倾城恭迎，精事幡华幢盖，太常亲自具乐奏迎，置舍利于明堂之上，她自己则斋戒三日后焚香沐浴，身心皆净，头面尽虔，再请法藏和尚捧持佛骨，普为善祷，舍赐金银财宝无数。

唐中宗本来信佛，但在恢复地位后，他还是恢复了唐初的崇道抑佛的政策，只因为不久韦后掌权，佛教依然得势，至开元盛世一直不衰。唐肃宗时便有了第四次迎奉佛骨的活动。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60年）所立《宝塔铭并序》碑记载：“我肃宗文明大圣大宣孝皇帝缵承丕绪，恢复盛业，德包有截，化或无垠，以泽及四海为勋华。……上元初（公元760年）五月十日，敕僧法澄、中使宋合礼、府尹崔光远启发（舍利）迎赴内道场，圣躬临筵，昼夜苦行，从正性之路，入甚之门。以其年七月一日展如初……诏赐瑟瑟像一铺，事金银之具……玉简及瑟瑟数珠一索，金袈裟一副，沉檀等香三百两以赙之。”

《旧唐书o德宗纪》记载了唐代历史上第五次诏迎佛骨的情况。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正月，“岐州无忧王寺（即法门寺）有佛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诏送还本寺。”《资治通鉴》亦有记载云：“（贞元）六年春，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肃宗和德宗统治时期正处于安史之乱以及刚平乱不久，国家由盛转衰，动荡不安，财政困难，因此，这两次迎奉佛骨的活动规模较以前都有所减小，持续时间短，所赐舍财物亦少，影响不大。

第六次迎奉佛骨因为韩愈的激烈反对而广为人知。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唐宪宗想迎佛骨入宫中供养，一时轰动了长安城。韩愈以其一贯的反道、反佛的立场上了道措辞严厉的谏书，逆拂龙颜，宪宗大怒，差点要了他的命，后来幸亏宰相裴度等人求情才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他还始终无悔。在往潮州路上，赋诗言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昌黎先生集》卷十）依然把皇帝大张旗鼓地迎奉佛骨之“盛事”称为“弊事”。

韩愈是自命承绪儒学道统的人物，他和同时代的李翱等是宋明理学的先声。他之所以激烈反佛、道，是想恢复自魏晋以来旁落的儒学一统的至尊地位。两汉时期，经过董仲舒等儒生和当权者的努力，儒学曾被抬到大一统的重要位置。但魏晋以后的三百年间天下大乱，西汉以来建立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被逐渐打破，名教或礼教变得僵化而倍受攻击。加之战争频仍，人们朝不保夕，普遍产生了对生命的幻灭感，于是，玄学、佛教大盛。而隋唐以来，天下一统，经济发展，国泰民安，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便开始寻求一种更多的讲求秩序和制度的统治思想，即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