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实际上在1987年后就不再把第三世界的团结看成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在1988年12月和1990年3月，邓小平曾经两次提到中国外交基本原则，却只谈到了和平与发展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说“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没有谈第三世界，说明第三世界在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中的地位的下降。

第四，调整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还与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有关。

在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后，中国把与大国的关系，即把与美国，苏联，日本，欧洲等的关系放在更重要的全球战略地位上来考虑，加强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相对而言，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是下降了，所谓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就是要把中国过分借重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改变于与大国保持正常的战略关系的调整，就是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格局中的地位的上升，和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对外战略体系中的地位的下降。其实邓小平在1980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就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思想。邓小平在与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很有意义的是,毛泽东在1974年关于第三世界的重要的讲话也是对他讲的)会见时提出,虽然中国还是要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是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时,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具体问题。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同欧洲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就是根据这个思想。我们总结了我们的经验,认识到,不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太快。人们经常只看到邓小平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一个方面，即改变中国与美国的准结盟关系，改善与苏联的国家关系，保持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立性，但人们常常没有指出或有意忽略这一思想的别的含义。这一战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一方面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性，不当第三世界的头，不与第三世界国家结成联盟，在处理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时也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准则。

这一变化也与中国实行的对外放战略有关。对外开放当然是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全方位开放，但其重点是向发达国家开放。中国所有外交战略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而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经验，市场大部分都取决于发达国家，中国吸收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经验以及市场，70—80%来自于发达国家，这就很明显中国必须把对外战略的重点放在发达国家，放在大国之间，而不是放在第三世界国家身上。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对外政策,而且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大事,因为邓小平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长期处于停滞也不能叫社会主义。

这种对外战略的调整必然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体系中的地位的下降。在21世纪中国外交的新战略中，应当进一步完成这种调整，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定位在正常的国家关系水平上。

九 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需要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机制

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虽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新世纪的中国外交的战略取向还是较含糊，不确定，有些不适合作为战略目标的东西如反霸权主义等，却提的较高，喊得很响，但实际上反霸权只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手段和方法，它的意义和地位和不能与对外开放战略相比，也与维护中美关系这样对中国外交具有非常重要的全球战略性的大战略产生矛盾，反霸权主要反美国，但反美国的霸权主义与维护中美的战略性关系哪一个更重要，人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前者超过后者，而实际上却不是；又如，我们长期把第三世界战略放在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过时的观点，随着改革开放进行，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第三世界在中国外交战略体系中的地位不应当超越中国与各大国的关系，只要看一看中国对外开放70-80%的市场，资金，技术，专家是来自于西方国家就应当明白这一点，而且，第三世界也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中国也许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保持有很好的关系，但中国从来不能代表整个第三世界，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支持台湾与中国作对的，清一色都是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存在着领土纠纷的，也大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以，可以强调中国必须与第三世界国家搞好关系，但没有必要把它提得太高。

在冷战后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中国外交因应的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国际环境，需要灵活的反应，但我们的外交体制显得有些被动，缺乏整体和长期的战略思想，如怎么解决台湾问题，就缺少主动应对的方案，总是被李登辉牵着走；对许多重要的问题，中国也多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不变的原则对之，没有具体和明确的思路；在外交咨询体系上，各外交外事情报部门各搞一套，分散精力和资源，重复性强，处于单干阶段，有见解的思路也淹没在大量雷同的分析报告之中；决策，执行体系与咨询信息单位距离较远，沟通少，有信息的缺乏分析能力，有分析能力的缺乏第一手资料。

这种现象使中国难以适应决策日益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也不能适应大国外交战略的需要，因此设立参与决策，协调执行，领导咨询和情报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中国外交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它应由国家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参加，是跨部门机构，包括外交，外贸，军事，安全，公安，经济等部门，形成一个国家大安全的概念，它应就国家大的外交战略的问题，大的突发事件作出决策，它应协调各外交外事部门的外交决策的执行过程，它还建立外交信息库，建立由各研究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有关单位的专家参加的咨询机构，制定各种供选择的应对方案等。总之，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绝对必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