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的配合:平民教育是青年会支持发起的更加轰动全国的活动，青年会亦将其结合公民教育运动来开展扩大影响和工作。当时中国社会从未受过教育的人占绝大多数，对现代国民的基本知识一无所知，根本无法体会和体现公民的权利与责任[32]，对公民的教育必须从基本的识字入手。而平民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完成其公民资格”[33]。青年会重新编辑了《平民千字课》4册，让受教育者在4个月内熟悉最基本的1000个字。在城市里成立平民教育学校，聘请专人或组织学生教课，在课堂上尤其注意公民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和教导。1920至1935年，估计全国各地青年会所教授过的平民学生，人数当在25万左右，青年会编辑的千字课文销售达100万册[34]。公民教育的基础，“于是乎立”[35]。

设置公民训练所:20年代，青年会在全国各地已有22个城市青年会会，绝大部分市会都有自己的会所。他们在会所设置公民训练所，通过演讲、授课、销售书籍等多种方式宣讲公民应具备的知识，所授课程如社会问题、农工问题、地方自治、国际问题、殖民问题、不平等条约、怎样做公民、三民主义、公民与民治、生活问题（贫穷地权、财源之支配、粮食之供给、实业及通商贸易）、经济问题（金融、银行、纳税制度、农工运动、及国外贸易）、政治问题（宪法、选举、政党及条约）等。

设置暑假服务团:公民教育活动是以青年会下属的市会和校会为依托开展起来的，活动也就局限于城市和学校里，而我国为农业国，更多民众生活在乡村中。青年会利用学校青年会，设置暑假服务团，组织暑假公民宣传队，鼓励学校青年到民间去，为民众做切实的服务工作[36]，在各乡村中设置民众学校，普及公民教育，将青年会在城市的活动方式和内容带到乡村中。1.演讲:组织宣传团，携带各种简章及教育用具，分往乡村各处，举行公众性演讲，普及公民教育的知识和观念；2.刊物:搜集公民教育的教材，编印刊物，分贴乡村各处墙壁；同时考察乡村社会的各种需要与工作状况，汇报成册，以供乡村改革者参考；3.学校:在乡村里建立平民学校，为不识字的民众教授千字课，使能阅报写信，灌输公民常识[37]。

提倡“人格救国”:“人格救国”是青年会提出的切合中国现实的号召[38]，是将基督教思想和教义运用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谋求以更加社会化和世俗化作为生存和发展途径，寻找与时俱进的工作新增长点的具体方针和办法。1923年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上，总干事余日章提出“人格救国”为青年会运动的唯一宗旨，“一切努力的集中点”[39]，受到孙中山先生嘉许[40]。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是国民道德退化，青年会有“维护培养人格之能力”[41]，人格运动“是拯救垂危的中国青年唯一的途径”[42]。随着公民教育运动在工作方式和内容上的逐步扩大深入和持续开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青年会决定将它列为重点工作，将其作为唤醒人民道德的觉悟，实现“人格救国”、“研究对内对外的时局问题而谋应付”[43]主要手段。无论社会时代怎样变化，“青年会本基督之道以造就人格，改善社会之根本旨趣，则始终不变。”[44]培养公民的良好人格，正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

1927年4月国民党定都南京，急需市政建设。次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包括个人修养、户籍、道路、警察、消防、公共卫生、救济、合作等多项内容的《市政纲要》。1928年，国民党将“公民科”改为“党义”，使正在发展的公民教育受到巨大挫折。1928年2月，青年会具体负责公民教育的干事刘湛恩就任沪江大学校长，使青年会的公民教育运动受到相当影响。1929年青年会十一次全国大会上，总干事余日章提出针对训政时期的开展，青年会应在公民教育上予以调整[45]。1929年青年会“仰承”国民政府之意，协助政府向公民介绍市政知识，“提倡市政，实为普及公民教育最良之方法”[46]。为了使公民了解市政建设意义，及市政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青年会组织专家编印了市政与公民教育关系图表、市政知识图表和书籍等[47]，组织市政训练班，开展议员选举试验等等。此外，还议定公民教育还应该注意政党问题、宪法问题、地方自治、训政问题、国民会议、劳工问题、农村问题、不平等条约、对外方针、满蒙问题等[48]，成为青年会公民教育“近来已变方向”[49]。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有识之士呼吁教育必须配合国家需要，以挽救民族危亡。1932年，教育部恢复中小学“公民科”，并具体规定了公民教育的内容。社会上再度兴起了公民教育热潮，出版了陆绍昌、刘傅厚编辑《新中华教科书公民课本》8册，当年即重印22次、熊子容的《公民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布卢克斯著、鲁继曾译《瑞士公民教育》（商务印书馆1937年）、克拉夫、司乃德著、胡贻榖译述《意大利公民教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书。

30年代后，青年会在政治上强调与国家政府的合作[50]，宗教上提倡青年与宗教运动，社会服务方面以学生救济、难民救济和军人服务为主，公民教育偶有提及，不再作为重点事工予以强调。1944年，青年会第八届全国干事大会上，再次决议提倡公民教育、公民训练，“协助政府实施宪政”[51]。1947年青年会全国协会委员会战后第一届会议上，再次提倡开展公民教育运动，并议定了具体工作程序和工作方式、人员[52]，但无论从程序和内容上均停留在20年代的水平上，工作范围、方式、人员及效果远不及2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