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统计数字说明:其一晚清社会教育中创兴的几种社会教育形式，在以后的社会教育发展中得以确立。其二清末最初创建这些社会教育形式的省份、地区、如广东、湖南、山西、河北，在其后的发展中保持了它的发展优势。其三从全国社会教育的发展状况来看，文化发达地区普遍好于文化落后地区，说明地区文化基础对于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对改变中国教育目标价值取向的间接作用。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目标定位在普通民众，以改变“有治法无治人”的社会现象。从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三种主形式及其功能发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政的推行不可避免地释放出了社会革命的因子，对改变中国教育目标价值取向产生了间接作用，使教育目标发生了从追求统治人才到培养国民的改变。

新政社会教育作为普及国民教育的补充，立足于立宪政体、发展实业与地方自治的需要。其实施面向全体民众而不仅面向统治阶层，从实践层面上改变了传统教育仅注重统治人才培养的着眼点，对求才与求仕主义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批判。反映出社会教育的实践，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清末学堂建立的英才主义价值取向。

当年的读书课员韩云梯曾撰文指出，在兴学的过程中，“至今不变者总以不出所谓求才主义与求仕主义。为近是夫上以求才主义兴学，则下必以求仕主义应之。”这是“根本之认识即误”。（注:《论直隶学务进步之次第并视其发达之前途》，《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二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而对这种失误的纠正来自于民间，决策于中央。

1902年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事书》中，分析了求才主义的偏颇与落伍之处。（注:《教育世界》二十号壬寅年正月下。）1905年2月，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中也明确，教育“不在造就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令全国之民众无人不学。”（注:《教育世界》第一百十九号，丙午年二月上旬第三期，文牍。）标志着教育价值取向从求仕主义到国民主义的一次历史性转变，预示着官本位的封建政体的教育基础已发生了动摇。

这种否定求才求仕作为教育唯一取向的思想，使教育脱离科学轨道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自觉。“科举者，为一般仕宦人而设者也，学校者，陶铸全体国民得实地之生活而设者也。”（注:《强迫义务教育》，《直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这种改变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吻合，也使教育从上流社会走向下层民众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教育非徒为上等社会而设者，必使负贩之夫，贾竖之子皆系学堂卒业之学生，而后教育可谓普及。”（注:《强迫义务教育》，《直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三）对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积极作用。文化变迁是在不同层面依次递进，由浅入深的过程。教育是文化传递与文化创造的重要途径，在整个文化变迁中具有重要作用。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推行，提倡白话演讲，面向普通民众，导致教育内容发生了从官学文化到民俗文化的改变。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文化变迁。

所谓官学文化，是指由官职功能而产生，渐以统治术为主体的文化。班固《汉书·艺文志》曾论证儒家学说由司徒官而来，道家学说由史官建立，阴阳学说由义和官分化，法家学说由理官构建，墨家由清庙官、名字由礼官、纵横家由行人官、杂家由议官、小说家由稗官分别建树。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学在官府，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或寺庙文化。孔子讲私学，但是其倡兴的儒家学说经过历史上二次大的改造，被统治阶级奉为天经地义，成了地地道道的官学文化代表，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的科举制为中介，固定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使无论处于什么阶层的人，一旦接受到这种教育，即产生通向仕途的强烈愿望。这种教育因其统治阶级数量所限，只能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因此它只能是一种英才教育。

民俗文化来自于下层生活，其内涵主要有三大要素:一是接近下层生活，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二是面向全体民众，不受等级的局限，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三是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需要。民俗文化只有在普及教育的呼唤中，才走向学校那神圣的殿堂。在中国历史上民俗文化与官学文化出现竞争，形成并轨，发生在清末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反帝反封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成为主要契机，而社会教育成为其主要途径之一。在社会教育的推广过程中，白话文作为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成为宣讲的主要工具，而白话文登上大雅之堂正是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重要标志。

如何才能使一向与教育无缘的老百姓听得懂演说？从1903年进行宣讲开始，其宣讲章程就明确要求宣讲教习用白话文演讲，并撰写白话文讲稿以求推广。白话文作为民众文化的载体，在社会教育中首先成为沟通文化与民众的纽带。“今宜力矫其失，仰恳宪台严饬地方官，将白话文认真派阅，并就官之所拟广为演说，庶几民德日进，民智日开，并力一心共图进化。”（注:《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运用白话文进行演讲，对教官本身就是一种形象的改造，更何况阅报所的创建者还明确地提出“免却文章习气”变官话为民言俗语，“脱尽官场习气”与老百姓联络感情，“劝人非教人”与平民打成一片。曾几何时，在儒仁深入乡间的白话演讲中，官话、官气、官架失去了往日的风彩，士风为之一变。

事实上，当时的士风变化不仅停留在语言外壳，也深入到了学术思想的深层。士阶层的思想已开始脱离君主意接受民主思想了。他们认识到专制思想窒息了中国学术的生命力，而西方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则是西方学术繁荣的根本。社会教育追求“开民智”，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以报纸为中介，潜移默化到阅报者的头脑中，发挥了报纸的启蒙作用。有的阅报所设置了一种“开化簿”，“凡来阅报之人，如连到三日者，即系关心时局之人，应将其姓名执业列入簿中，月终可核其人数多寡。”（注:《直隶教育杂志》光绪三十年，第二期，十二月十五日印行。）这种“开化簿”是风俗变化的真实记录。

（四）对改造国民社会心态的积极影响。晚清新政社会教育对改造国民社会心态主生了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是改变皇权观念，形成公民意识。一位笔名为白话道人的作者在《论合群》一文中指出，“中国人体没有公共的观念，他们所说的公字，都是批皇帝一个人说的，那做皇帝的人晓得百姓有这种思想，他就说你们这些小百姓天天办你们的私事，把我们这寡人予一人朕的公事都丢开了，这可不是以私废公么。那百姓自己也承认了这句话，所以共皇帝办事叫做办公事，又叫做替公家办事，自己偶然有集会结社或是来干预地方上的事情就都不能够做了，故老百姓既没公共的事情做，那公共的观念自然越弄越没了。”（注:《中国白话报》第十六期，甲辰年六月初十日。）在皇权观念支配下，老百姓根本没有自主的公民意识。清末在列强的环伺与威逼之下，昏庸无能的中国皇帝成了帝国主义的儿皇帝，丧权辱国，皇权由此发生了极大的动摇。老百姓一盘散沙，只供孤家一人驱使的局面再也不能维持了。“亿万人有亿万的人心，自私自利，不顾大局，待到亡国灭种的时候，大家同归于尽，还有什么益处。”（注:《中国白话报》第十六期，甲辰年六月初十日。）因此社会教育的责任首先在于:“演说者应知现今中国海口尽割，路矿尽失，门户洞开，四百兆人民无立足之地，是因中国不能自强百事废弛之故。今欲使人人知振作大方，必先使人人知危亡之痛，故开民智为第一要著，而演说时尤不可不坚持牺牲一身以振聋聩于汤火之宗旨”。（注:《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正是在亡国灭种的强烈刺激下，在社会教育那振聋发聩的呼唤声中，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

其次，弃官本位，士阶层多元化。具体表现:(1)在实业发展中自然改变，“实业振兴则不必营谋官吏，而足以自立，试观世界富强之国，其实业家之养尊处优，皆有笑傲王侯之慨，则求仕主义必轻。”（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2)在历史选择中强制改变，“鄙人窃以一言敬告学生曰，既具健全之身体，普通之知识则任选一业，皆足以自立，又何必争此不足轻重之出身。”（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不必营谋官吏”，“何必争此出身”的观念，严重冲击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反映了士阶层弃“官本位”的多元化思想倾向；实业家优于士大夫反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正在改变“官本位”的历史格局。

作为社会教育的主渠道，报纸上大肆宣传“凡属内政之事，当令全国周知。”“凡属外交之事，不关系于机密者，必当宣示国民，令民咸晓然于我国在世界之位置如何，世界各国对我如何，我国对各国如何，我国人民对异国人民当如何，一以激发其爱国心，一以指示其对外之法，一以启迪其世界知识。”（注:《论政府宜充分利用报馆并推行白话演说》《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录一乙巳年顺天时报。）这些宣传改变着士阶层的追求。在各种报纸不断产生、报业迅速发展之时，办报成为士阶层介入的重要行业之一。

宣讲中劝修水利、劝广种值、劝讲蚕桑、劝开学堂、劝兴实业等等的大力宣传，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相结合也导致士阶层不再只羡慕仕途。留学归国、学堂毕业或工、或商、或军、或通士，改变了士与仕之间的单项联系。其意义并不单纯在于新兴阶层力量承担了经济社会的职能，而且在于它们成为新文化载体扰乱着传统文化的秩序，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