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古老的巴蜀，绵亘于祖国大西南的腹地，滚滚的长江横穿东西，宛延的岷江、沱江、嘉陵江和乌江纵贯南北。巫山十二峰，顶天立地，筑起东部的天然屏障，隔断楚天烟云。邛崃、峨眉，绵延相连，构成西部的巍巍壁垒，阻断羌地雨雪。岷山、大巴山联手横卧，卡断北部与陇西、汉中的交通。大娄山、五莲峰奔涌南下，在长江以南矗立起道道险关，使自大的夜郎不敢北向窥视。这一独特的自然环境，一方面形成沃野千里、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因而在悠久的中华民族多元的文明起源中占有辉煌的一席，另一方面也造成较长期的封闭状态，阻碍了与中原文明的顺畅交流，从而使巴蜀文化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留下许多至今仍然聚讼纷纭的历史之谜。然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远行的技术手段不断进步，从而促进了我国各个地区生活着的人类群体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长江提供了舟楫之利，巴蜀文化与楚文化凭借它开始了交汇与融合。“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经过艰难的开山凿壁和数代人的流血牺牲，“猿揉欲度愁攀援”的蜀道之上终于出现了依山傍水的崎岖栈道，使巴蜀文化穿岷山，越秦岭。迤逦北上，徜徉于三秦大地，并折而东向，与中原文化热烈拥抱。经济文化上日益密切的交流为后来巴蜀成为中国统一皇朝不可分割的疆域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一旦成为统一皇朝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蜀立即显示出她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在秦朝和西汉两次完成中国大统一的历史壮举中，巴蜀就发挥了别的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永远为中华民族所铭记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尽管巴蜀的地理条件造成她一定程度的封闭，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她与周围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是不可阻挡地进行。开始是民间自发的悄悄进行的交往，以后就出现官方有组织有明确目的的大规模交流。这一由偶然到经常、由小范围到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真相，经老一辈史学家特别是近年四川史学家的辛勤探索，已经基本明析。到战国后期，当巴蜀这两个以国为形式的地方政权已经成为秦国附庸的时候，秦国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却进一步发现了把这两个地方变成秦国直接统治的一部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公元前317年(秦惠王更元八年)，樗里疾率秦兵击破了魏相公孙衍倡议组织的合纵伐秦的三晋联军，从而对东方六国形成了咄咄逼人的威势。恰在此时，巴、蜀两国发生矛盾，巴国的统治者向秦国发出了请兵伐蜀的要求，由此在秦国的君臣将相中产生了南下与东进的战略决策的争论。《战国策·秦策》、《史记·张仪列传》和《华阳国志·蜀志》对此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史记》和《华阳国志》显然都是抄自《战国策》。《战国策·秦策》是这样记述的：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環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身，足以富民，缮兵不纷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候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琨，韩自知亡三川，刻必特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

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这场声情并茂的争论，显示了司马错对当时形势的洞悉和不凡的战略眼光。当时的形势是：秦国经商鞅变法后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国力强大，对付东方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稳操胜券，但是，她毕竟处于关中一隅，如以一国之力对付在合纵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六国，仍然力不从心。并且，此时的魏国尽管从七国首强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却还拥有相当的实力，而赵、楚、齐等国的力量都还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还不可等闲视之。因此，秦国贸然全力东向，以求完成统一大业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当时秦国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倾全国之力东进，而是趁巴、蜀两国不和之机向这块阻力最小的地方进军，把天府之国变成自己的大后方。这时，司马错不仅已经看出巴、蜀战略地位的重要，而且特别明了巴、蜀在秦国对楚国斗争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指出，巴蜀“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其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①。显然，攻取巴蜀对于秦国来说在当时是一个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战略决策。反观张仪的设想，不能不说是带有极大冒险性质，近乎孤注一掷的方案。张仪的才能主要表现为外交上的随机应变，纵横捭阖，即策略上的灵活圆通，此时他所缺乏的恰恰是司马错的战略家的才智和胸襟。好在秦惠王也是一个颇具战略头脑的君主，在他的支持下，司马错的方案获得通过。一支规模不大的秦军在司马错、张仪等人的统帅下，迅速通过金牛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蜀国，消灭了它的军队，摧毁了它的政权，使之并入秦国的版图，紧接着又趁热打铁，挥师东进，给巴国的历史划上了句号，在嘉陵江畔插上了秦国的旗帜。前后不到三个月，司马错的战略构想便痛快淋漓地实现了。此后，从公元前316年到公元前221年的近百年中，秦政权在巴蜀地区全面推行封建化改革，逐步消除其奴隶制的残余，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并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和不断推广中原文化，加速了她与华夏诸族融合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