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评价琦善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否则，用今天的道德观念去看待历史人物就难免有失偏颇。如前所析，琦善生不逢时，处于那个历史时代似乎是他的悲哀。实际上，林则徐、关天培等又未尝不是如此（仅拿他们的命运来说）。在一个敌强我弱，急需“英雄”的时代，林则徐、关天培成了英雄，而琦善成了卖国贼，成了人们朴素的道德情感的发泄对象。

作为钦差大臣，琦善是办了一些实事的，大体也是依照道光帝的意旨行事的。仅在1838年8月至11月，他就在天津起获烟土15万余两，仅低于主政广东的邓廷桢（26万余两），居全国第二。琦善在禁烟中的突出表现也促成了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从前面所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到了广东的琦善执行“抚”的政策不可谓不尽心，其后期抗旨的出发点也是因为认识到中英实力悬殊，且认为妥协会成功，并因而会减少清王朝的损失，出发点也不坏，在这一点上，琦善倒比那些为了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至少主观上），一味屈从于自己并不赞同的“圣意”的大臣强。

对于林则徐与关天培皆满意的设防严密的虎门炮台的失守，如前所述，主要是武器与战术的差距所造成。在虎门危机期间，琦善共向虎门派兵3150名，另雇勇5800名，并调拨了一些火炮。小小的虎门地区，至交战时兵勇已达11000多名，居全国首位，再增兵勇实际上已无济于事，正如琦善奏称:“炮台已充满，亦复无可安插。”但后来却把虎门战役的失败归于琦善的这道“奏称”，指责琦善增援不力或拒发援兵，实属冤枉。对于一场因实力悬殊而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主“抚”派自然比主“剿”派更易成为为失败开脱罪责的牺牲品。

五、历史反思

林则徐与琦善迥异的历史形象表明了人们朴素的道德诉求，同时也回答了鸦片战争该不该打的问题。对于侵略者，要打，这是一个民族道德的要求。但如果抵抗注定要失败，打了损失更重，是否还应抵抗？这是个政治问题。一个好的政治家不应是个盲动者，他考虑的应当是如何才能使国家受到最少的损失，如何避免无谓的牺牲。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放弃抵抗，因为很多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更是一个政治家的职责，很多时候一个民族需要用重大的牺牲去捍卫其道德尊严、精神诉求。从短期来看放弃抵抗求得一时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并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一个丧失斗志、受到精神污辱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从这点来说，鸦片战争必须要抵抗。但如果暂且忍辱负重，而求励精图志，奋发图强，暂且的苟安其实方为最佳选择，与“天朝”相邻的日本十多年后对待“侵略”所采取的态度而后对日本的影响，无疑是最好的例证。但清王朝所处的“国情”决定了其只能采取前一种方式。实际上，即使是抵抗，鸦片战争还是有赢的可能，那就是采取100年后中国对待日本的方式。

英国长途远征，贵在速胜，贵在灵活，不可能经历一种长期陷入中国战场的持久战，假如清王朝不怕失败，破釜沉舟，陷入一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的英国最终必会败退（从1849年广州等入城遇阻之事可以想见）。但清王朝不可能这样做，它经不起失败，丢了一地就慌了手脚。

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想打胜仗，又不想丢失城池，不做持久战的准备，其失败的结局就不可避免了。事实上，专制王朝对老百姓一直“防民甚于防川”，而认为“英夷”并非“潜蓄异谋”，也注定了其选择的局限。

清朝所处的环境决定了其可能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鸦片战争必败的结局。它表明清王朝只有放眼世界，走上近代化之路才是惟一出路（西方的侵略使日本做到了这一点）。可悲的是，清王朝并未认识到此，亲历战争的琦善等人也未认识到此。最后也就迎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迎来了19世纪后期清王朝一系列的屈辱。

近代化或谓现代化也包括外交的近、现代化。假如清朝早就对世界各国的情况详细了解，臻熟国际交往规则，恐怕也就不会那么夜郎自大，不会有鸦片战争的强权逻辑，不会有《南京条约》的无奈和无知了。

没有外交的近、现代化，也不会有一个民族真正的近、现代化，没有民族真正的近、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会有一个民族公正的国际地位，这正是鸦片战争给我们的启示。

1940年8月，英军侵入天津海口，清政府派琦善等到英舰进行谈判。（编辑:唐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