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多以琦善为鸦片战争中的“反面人物”。本文力图以当时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活动，使许多在今人看来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编者

1940年8月，英军侵入天津海口，清政府派琦善等到英舰进行谈判。

（图片选自《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一、“倒霉”的琦善

1840年8月，主“剿”的林则徐因“措置失当”被“重治其罪”。新任钦差大臣琦善带着道光皇帝要求其“抚夷”的使命南下查办。琦善没能在“延宕”中使义律让步，却冒着虎门战役隆隆的炮声，与义律达成了不具法律效力的《穿鼻草约》。草约墨迹未干，1841年2月26日下午，又传来关天培血染武山炮台的噩耗。当两者最终呈现于道光皇帝案前，业已变卦主“剿”的道光皇帝一旨“慰忠魂无他法，全在汝身”，使到广东还不及半年的琦善被“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从钦差到钦犯，南下之旅成了琦善的“倒霉”之旅，这恐怕是当时清朝诸多官员包括琦善自己绝没有料到的。但从其后参与到鸦片战争中的奕山、奕经以及伊里布、颜伯焘等大员的相继被革职来看，琦善的命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也正是琦善之后诸多大员的被革职以及鸦片战争的最终失败，反过来也为琦善洗清了其先前被指控的“罪名”。的确，抗战派不等于爱国派，主和派也并不等于投降派。看来，琦善的“倒霉”并非因为其“有罪”，而是因为其“运气”不好，摊上了一件非其个人能力而能够办好的差事，与林则徐一样，琦善也是鸦片战争的牺牲品。

二、琦善何以“倒霉”？

琦善的倒霉与其地位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中相继倒霉的人，无一不是声名显赫、圣眷正隆的重臣。在去广东之前，琦善乃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官居直隶总督，是当时道光帝心中最为得意的四位大吏之一（另三位为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和云贵总督伊里布），世受皇恩，办事果敢锐捷，对“天朝”忠心耿耿。当巴麦尊（帕麦斯顿）的照会因翻译问题被道光帝误解为“英夷”只是上门“告御状”的“负屈”外藩（实际上巴麦尊照会要求中国伏“降”），从而决定由“剿”变“抚”，林则徐自然成了替罪羊。派谁去“抚”呢？陶澍年老多病，伊里布负有镇守云贵“蛮族”之地的重任，琦善主“抚”（琦善先曾主“剿”，但在白河口见识了英方的“船坚炮利”后，深受震慑，变为主“抚”），又正得宠信，且在天津查禁鸦片事业已完成，重任须重臣，自然成了南下的首要人选。

既然是“抚”，自然不可开边衅，当然更不可失国体。开边衅好理解，就是打仗。但何为失国体？在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其时仍不知“口英口吉口利”位居何方的“天朝”观念中，英国乃“化外蛮夷”，“夷性犬羊”的“蕞尔小国”。“抚”不过是对其施点“皇恩”而已，按照道光帝对巴麦尊照会的理解，只要撤了林则徐，允许中英官方文件往来用“照会”，让英人在广州通商，赏点钱（鸦片损失费），就算不错了，英方再有什么非分要求，就是过分。如果谁要臣服于英方的“非分要求”，那就自然有失“天朝”尊严。

但看看英方的要求———《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第三条为:“割让沿海岛屿”；第五条为:“赔偿军费”；巴麦尊第1号训令中第一条为:开放“五口”为通商口岸。其他条件不说，单这几条，可看出英方的开价与清方的底价间差之霄壤，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就注定了“抚”不下去。“抚”不下去只有“剿”了，用道光帝的说法是“痛加剿洗”！但夜郎自大的“天朝上国”又有能力“剿”吗？

一边是日渐没落的王朝，一边是已完成工业革命、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第一强国。无论从武器装备、军队战术还是运兵速度，清朝皆与英国不属同一档次，鸟枪对大炮，以何取胜？从对敌情的掌握来说，清方也是瞎子摸象。

倒是琦善有自知之明，认识到“化外蛮夷”的实力而不惜一切去“抚”，并将实情奏与道光皇帝。但对于并无自知之明的道光帝来说，琦善的诚实无异于是一种怯懦，琦善的让步无异于有失“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