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禁烟运动是一场全国性的持久运动

人们把禁烟派说成是少数派，顺理成章，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林则徐“到粤查禁鸦片以来，一直是在反禁烟派的掣肘下孤军奋战的。”（杨国祯《林则徐传》，第265页。）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首先应当指出，林则徐是在全国掀起禁烟高潮的情况下到达广州的。广州人民在1838年底和1839年初曾两次进行反对鸦片和英国破坏中国禁烟的斗争，其中后一次有八千到一万群众参加了反对侵略的示威队伍（亨德《广州番鬼录》，载《鸦片战争》第一册，第261、262页。）。两广总督邓廷桢已经将英国驻广州的烟贩八人驱逐出境。林则徐一到广州，即向道光帝奏报了广州禁烟的大好形势:“节次拿获鸦片烟贩，水陆交严。群情颇为警动。迨闻特派查办之旨，声威所被，震慑民夷。是以驻省年久之夷商喳□，于十二月请牌下澳，附搭港脚英船回国。其伶仃洋趸船内有港脚□船及咯吐船两只，亦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回去……。”（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奏折。）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个禁烟高潮。据清代档案记载，道光十八、十九两年，在盛京、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南、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新疆等省，开展了大规模清查吸食鸦片、搜获烟土、收缴烟具、缉拿烟犯、铲除罂粟花苗等行动。先后共搜获烟土、烟膏五十八万八千一百七十九两，收缴烟枪、烟具三万九千四百六十八件，拿获贩卖和吸食鸦片烟犯四千一百一十一名，铲除私种罂粟二百三十余亩。如: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山东巡抚经额布奏报搜获商船夹带烟土七箱，计重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四两之多；十月初三日两江总督陶澍等奏报拿获烟贩多名，搜获烟土五万七千余两；十二月二十九日广西巡抚梁章钜奏报查拿烟土烟膏一十二万八千四百两，烟枪六千三百四十余杆，烟具七百五十余件，实获破案人犯一百二十余名；……道光十九年正月初十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拿获烟枪犯一百五十名，烟土烟膏九千一百四十余两，并铲除罂粟花苗二百三十余亩，收缴烟枪三千二百三十七杆， 烟具一百八十三件；三月二十四日四川总督宝兴奏报，缴获烟土烟膏三万二千六百三十余两，烟具三千三百四十余件，获犯三十三起；三月二一十五日闽浙总督钟祥奏报，统共获犯三百二十四名，起缴烟土烟膏一十二万五千四百余两等等。

根据上述档案的记载，充分证明这场禁烟运动是全国性的。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北，禁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而人们在谈到禁烟运动时，往往只偏重于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甚至把禁烟运动仅仅看成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的活动，这显然是有偏颇的。至于说到英人北上和林则徐被革职后全国禁烟情况，那就更不为人知了，事实上这场运动仍在继续进行。

从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英军袭取定海之后，到道光二十一年底，全国仍在大规模进行禁烟活动。根据档案记载，当时盛京、广东、福建、湖南、浙江、江苏、河南、江西、山西、四川、云南、贵州、新疆等省督抚、将军，都向皇帝分别奏报了各该省继续查获贩吸鸦片、栽种罂粟的情形；审办贩卖鸦片、偷种罂粟人犯以及吸食鸦片的宗室、文武官员情况；惩处禁烟不力官员等。

另外，道光二十二年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也记载了一些有关禁烟的折片单。由此可见，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一直在进行禁烟活动。总之，清政府不仅确实发动了一次全国性的持久的禁烟运动，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收到了相当成效的。

五、严禁派弛禁派和抵抗派投降派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人们从严禁和弛禁的两派斗争线索出发，认为鸦片战争爆发后，严禁派发展成抵抗派，而弛禁派则演变成了投降派。我们认为，这种把主张“严禁”鸦片就必然抵抗侵略，主张“弛禁”就必然采取投降主义路线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也是不符客观历史事实的。

有的同志说:“定海失守使道光帝手忙脚乱，动摇了当初的禁烟和抵抗政策。”（牟安世《鸦片战争》，第184页。）事实说明，道光帝将林则徐革职，继而起用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和英人交涉，尽管道光帝主观上认为这是对英国侵略采取了“抚”的策略，实际上是采取了妥协、投降的立场，但是，这并没有动摇道光帝的禁烟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