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作者:郦永庆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作为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进行了大量研究，论著颇丰。论者在谈到统治阶级内部对待鸦片问题的态度上，一般都将其分为禁烟派和弛禁派，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分歧。史学界又从严禁派和弛禁派的两派斗争的线索出发，进一步认为:第一，道光帝是动摇于严禁派和弛禁派两派之间的，只是在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打动了道光帝后，道光帝才暂时倾向严禁派；第二，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运动，一直是在强大的反禁烟派势力的掣肘下孤军奋战的，林则徐被革职后，禁烟运动也就失败了；第三，鸦片战争爆发后，严禁派发展成抵抗派，弛禁派则演变成投降派。笔者因工作关系，翻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大量有关鸦片战争期间的档案史料。这些档案表明，史学界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拟依据有关禁烟问题的档案史料，谈几点不同的看法。

一、道光皇帝历来是主张严禁鸦片的

在探讨严禁和弛禁两派斗争问题以前，首先应当搞清道光皇帝对待鸦片的态度问题，这是研究禁烟运动的关键所在。

道光帝即位后，英国向中国走私贩运的鸦片与日俱增。道光帝对此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我们从军机处上谕档中可以看到详细记载:从道光元年十一月至道光十四年三月，道光帝曾多次发布上谕，摘去徇隐夹带鸦片之洋商伍敦元顶带；命广东和各省督抚查禁银两出口及鸦片进口；命两广总督阮元等于通海各口岸查拿鸦片烟贩；酌定失察鸦片烟条例；妥议严禁外商以货易银并禁鸦片入口章程；筹议截禁鸦片来源及严禁洋钱流通章程；命内阁通谕严禁内地种卖鸦片烟；命山东巡抚讷尔经额妥议严禁种卖鸦片章程；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确查外船囤积私销鸦片积弊并酌议杜绝办法；命内阁通谕各省严禁兵弁吸食鸦片；通饬禁烟禁纹银出洋；命闽浙总督程祖洛等妥善斟酌肃清洋面私贩鸦片之策；命两广总督卢坤严查私贩鸦片船只不使行销及越驶他省，等等。

关于道光帝历来对待鸦片的态度问题，马克思也有过明确的论述，他指出，英国“在1820年，偷运来华的鸦片，达五千一百四十七箱，1821年七千箱，1824年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九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除向外国商人发出严厉的抗议书外，同时还惩办了本国吸鸦片的人，在本国海关上施行了更严厉的办法。”（《马克思论鸦片贸易》，载《鸦片战争》第一册，第5页。）档案记载和马克思的论述完全一致，说明道光皇帝历来是主张禁烟的。

应当指出，道光帝禁烟不是目的，而是解决银荒问题的手段。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卿许乃济提出了弛禁鸦片的主张。他认为多年来的严禁鸦片并没有解决白银外流问题，如果采取他的弛禁办法，“每年可省中原千余斤（白银）之偷漏”（《夷务清本》，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许乃济奏折。）。这一点无疑对道光帝有很大诱惑力，所以道光帝让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会议许乃济的弛禁主张，尽管邓廷桢是赞同许乃济的弛禁鸦片的，但是，道光帝在收到内阁学士朱□等人批驳许乃济弛禁观点奏折后，立刻命令邓廷桢等将“贩卖（鸦片）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严密查拿，悉心妥议，力塞弊源”（军机处上谕档，道光十六年八月初九日。），禁烟立场并未稍变。

道光帝采取的禁烟措施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效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道光帝对待鸦片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说他“虽然盯着鸦片给他带来的好处——钱；但也注意到了鸦片给他带来的坏处——威胁自己的统治。”（来新夏等《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载新疆大学学报81年第4期。）事实上，道光帝从未看到鸦片给他带来的好处，恰恰相反，却目睹了白银大量外流，出现了银贵钱贱的可怕情景。正因如此，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发布上谕称:“至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重为风俗之害。皆由海关利其重税，隐忍不发，以至流传甚广。”于是令广东和各省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据实奏闻。并通饬各省关隘，一体严密查拿。如系何处拿获，即应究明于何处行走。所有各关纵放员弁，即参办示惩。倘该督抚访查不力，或瞻徇不奏，别经发觉，立即加之惩处。”（军机处上谕档，道光二年二月十五日。）因此，所谓道光帝盯着鸦片给他带来的好处——钱，只是在鸦片毒害超过鸦片利益时，才对禁烟加以考虑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并不存在弛禁派

由于道光皇帝一贯坚持严禁鸦片，所以除许乃济提出弛禁论之外，以后“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敢于再公开提出弛禁鸦片的主张”（牟安世《鸦片战争》，第109页。），出现了“举朝无继言者”（梁廷□《夷氛闻记》，第10页。）的局面。当然，在清政府官员中，主张弛禁鸦片的人是有过的，但是作为一个明确主张弛禁的政治派系从未有过。那么弛禁派和严禁派又是如何划分的呢？这种划分是否有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