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用死刑严惩吸食鸦片，围绕这个问题各省督抚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后来，人们把同意黄爵滋这一观点的称为严禁派，不同意这一观点的称为弛禁派。事实上，除了贵州巡抚贺长龄认为，银贵钱贱是因为“二百年来，生齿日益蕃，费用日益广，钱由官铸，岁岁而增之，银不能给”（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贺长龄奏折。）外，大家都认为，银贵钱贱是由于漏银，漏银是因为鸦片的输入，因此都主张禁烟。只是在禁烟的方法上有分歧。

和大多数人一样，林则徐是向来把禁烟的重点放在严惩兴贩奸商，严查鸦片入口上的。只是在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以后，在“鸦片流毒之深，几于口有同嗜，地方官认为滔滔皆是，不免畏难苟安”（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林则徐奏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林则徐才认为重治吸食罪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主张将种植、销售鸦片的奸商，同吸食鸦片者区分开来。

客观地说，吸食鸦片和种制运售鸦片相比较，两者对社会的危害是大不相同的。吸食者虽然成为社会的废物和败类，但吸食鸦片对他们本身并无利可图，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日久成瘾，欲断不能，当烟瘾发作的时候，他们的痛苦要比刑罚还难受，所以为了解决眼前的痛苦，甚至甘冒砍头的危险。严惩吸烟者虽然是必要的，但仅靠严刑峻法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林则徐在湖北禁烟卓有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禁烟和戒烟结合起来，宽猛相济，研制了戒烟药方，使大多数人乐于戒烟。林则徐在湖北时，“除官制断瘾药丸外，凡省城汉镇药店所配戒烟之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出现了“耆民妇女在路竟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林则徐奏折；）

总之，在鸦片烟毒泛滥，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仅凭重治吸食来解决鸦片问题的禁烟方案，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把禁烟和戒烟相结合，采取重治鸦片入口，打击囤积、返运，严惩吸食等多管齐下的方法，进行长期的综合治理，才有可能根治鸦片烟害。而无论哪种禁烟措施，都需人去做，要花钱去办，绝不是一纸功令，几篇章程，就可见效的。

这场大讨论的直接结果，是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去广东海口禁烟，这恰恰是黄爵滋奏折中所忽视，而大多数封疆大吏极力主张的断绝鸦片来源，具有明显反侵略倾向的重治海口主张。由此可见，所谓的弛禁派观点，实际上补充了黄爵滋奏折中的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把一场如何禁烟的全国大讨论，曲解成禁烟派和反禁烟派的大交锋，并以是否同意对吸食鸦片烟者处以死刑作为两派的标准，显然是不科学的。这场讨论，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讨论的过程以至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严禁鸦片的贩运和吸食，并不是一次禁烟和反对禁烟的大争论，更没有在政治上形成主张禁烟和反对禁烟的两大派别。

三、诏令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是道光帝禁烟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界普遍认为，动摇于严禁和弛禁之间的道光帝，只是在见了林则徐上奏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之后，才转而采取严禁鸦片立场的。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已找不到这一密片的原件。但是，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八月十八日发下林则徐片一件，钱票鸦片。”这说明道光帝阅读此件后，并没有批示。因此，没有确凿的第一手史料，可以证明林则徐的这一密片所起的历史作用。

有的同志认为，“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的受毒害，特别是兵丁吸烟对统治者不利，所以，林则徐在奏折中提到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才促使道光帝之倾向严禁。”（来新夏《中国近代史述丛》，第59页。）但兵丁吸烟对统治阶级不利的意见，并非是林则徐首先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