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别是在内乱外患较为严重时期，在遭受自然灾害袭击之后，商品经济陷入严重混乱时期，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战争和自然灾荒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首饰和珠宝变成货币，将贮藏的金银取出来以便招募兵员和换取救命的粮食和衣物，这样一来，加入货币流通之渠的贵金属就会突然增多，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与此同时，社会对于作为贵金属符号的辅币(例如铜钱)不但不会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而减少，反而由于战争破坏了商品流通，原来的铜符号在较小的买卖中的流通速度相对减缓，便会显得相对不足。因此，社会对它的需求便会随着战争与自然灾害的程度加重而增长。金属货币价格变化犹如粮价波动，首先决定于生产成本，其次是社会的供求关系。当粮食丰收的时候，供应比较充足，粮价一般在生产成本附近徘徊；当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一方面受生产成本增加的影响，一方面受供求关系的影响，粮食消费缺乏弹性，处于紧张状态，价格必然大幅度增长。一言以蔽之日:战争和自然灾害能急剧改变社会对贵金属及其辅币的不同需求，从而影响二者的比价变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贵金属价值的变动的纯经济的原因，必须归之于生产这些金属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动；同时也承认在古代社会，政治事变曾经对金属价值的变动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而在近代社会战争等政治事变也仍然起着“局部的暂时影响”。[13](p146)

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与自然灾害袭击导致的商品经济破坏在道光、咸丰时期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中国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反复验证了“杰科布定律”。1841年8月2日(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黄河在开封附近溃堤而出，大水很快包围了开封城。在此以前，开封市的银价通常是“一千六七百文”。8月4日，也就是水围开封的第三天，开封城内“银价骤减，每两易钱一千文，复减至八九百文，较平时几减至大半，粮价腾贵，米面俱增一倍，蔬菜全无，城市几于罢市”。第六天，开封“银价愈降愈下，甚至每两只肯换钱六七百文，是银贱钱贵，较平时相去倍而又倍。以极难得之钱，买倍贵之物”，民生困难异常。一个月后，严重受灾的开封为解决制钱流通的困难，为解决“银贱钱贵”问题，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强制征收钱铺的制钱，来缓解金融混乱的压力[14]。这次局部地区的银价大幅度跌落就大的环境来说，发生在白银外流时期；具体到开封来说，被洪水包围之后，白银无法流入，制钱也不可能大量外流。“银贱钱贵”，显然不是银钱数量变化造成的，实际上与市场混乱，商品流通遭受阻断有密切关系。这种情况与林则徐在陕西看到的情况是类似的。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安庆，顺流而下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一场金融大恐慌，导致北京银价大幅度跌落。3月25日，御使陈庆镛奏报说:“贼匪自武昌窜入安庆，京中民心纷纷，日甚一日……自二月初，闻内外城银铺关罢者，每日有五六号或十余号不等。及今日有罢至四五十号。查银价数日前每两换制钱二千一二百文，继则每两换制钱一千六七百文，日内止换一千余文，甚至有银无处可换。”同日，其他官员也报告说:银票与银锭的持有者纷纷到钱铺挤兑制钱，使“银价顿贱，军民无钱可换，市井日用突然不便。”[1](P342-345)对于北京市场来说，仅仅是一条太平军占领安庆、有可能北窜的消息，就使“银价顿贱”，几天之间，从每两换制钱2200文，下跌到1000余文，可见政治动荡对市场经济的巨大影响，这显然不是北京白银绝对数量的大幅度增加造成的。

总之，林则徐不懂得“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的深刻道理，是很正常的。在弄不懂的情况下，林则徐在奏折中如实地记录了西安在1846年发生的银价大幅度跌落的事实，认为银价“忽低忽昂，不能预料”，并留下了“其理亦不可解”的困惑。他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这种政治品质是十分优良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无论在任何时代，官员都应该保持这种正直、诚实的政治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