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关于钱票的上述认识是基本正确的，既没有因为市侩利用钱票进行欺诈活动，也没有因为有人指责其扰乱金融秩序，导致“银贵钱贱”，而否定其流通作用。这种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林则徐的正确判断与其特别重视社会调查有关。林则徐任职经过的地方，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都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每到一地，他都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所以，林则徐的建议应该说反映了商人们的正当要求和社会的实际情况。

三  林则徐的困惑与“杰科布定律”

关于道光时期的“银贵钱贱”问题，同多数官员一样，林则徐一开始就认为是鸦片造成的。1833年，他说:“鸦片烟由洋进口，潜易内地纹银，此尤大弊之源，较之以洋钱易纹银其害愈烈。盖洋钱虽有折耗，尚不至成色全亏，而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2](江苏奏稿卷  1p15)1838年，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同样认定鸦片走私，透漏白银出洋，是导致“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观念使林则徐抱定决心前往广东，为中国彻底查禁鸦片走私而殚精竭虑。

但是，十年之后面对陕西突然发生的银价大幅度跌落，他还是陷入难以理解的困惑之中。1846年8月30日，林则徐在西安接任陕西巡抚，三个月后发现了一个令其百思不得其解的货币流通现象。他在奏折中这样写道:“本年七月内臣甫到西安省城，每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八百余文，迨至九十月间，每两仅换钱一千二三百文不等，较前两月顿减钱五百余文之多。众人皆以为诧异，访询其故，则佥称:‘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2](陕甘奏稿卷一  p8～9)

对此，林则徐感到非常困惑，他说:“其理亦不可解，如果此后银皆落价，似亦相宜。然又忽低忽昂，不能预料。且当陕省银贱之际，邻省银价仍昂，而未闻有市侩贩钱来陕买银以图获利者。”[2](陕甘奏稿卷一 P8～9)1846年秋季，陕西省发生的银价跌落虽然是局部的，也是暂时的，但是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跌落了500余文，跌幅是相当大的。经过林则徐调查之后，他确认此次银价波动既不是市侩投机、套利造成的，也不是白银与制钱的绝对数量发生变化引起的，惟一的答案是当地老百姓按照既往的生活经验提供的——“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

在林则徐生活的时代，中国的货币理论尚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管子·轻重篇》提出的“物多则贱，寡则贵”这一主张，一直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当时，人们以为银贵就是因为银少，钱贱就是因为钱多，始终在货币的简单数量上打转转。不懂得金属货币价值首先决定于物化在其中的劳动量，不懂得金属货币作为一般商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变化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不懂得货币流通与商品运动的紧密联系，总是孤立地、片面地看待金属货币价格的变化。林则徐不知道“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的真实含义，无法正确解读出其中的深刻道理，是十分正常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杰科布定律”。

杰科布(Jacob，William 1762～1851年)是一位英国商业家，著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他在研究金属货币的流通情况时发现了这样一个定律:“在动荡不安的时期，特别在内乱外患时期，金银器皿急速变成货币；而在太平繁荣时期，货币就变成食品用具和首饰。”[11](p357)马克思在对欧洲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时，对于杰科布的这一观点曾予以充分肯定，并多次援引杰科布的观点来说明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他说:“作为一般的规律可以这样说:和平时期，以金银货币变成奢侈品为主，只有在动荡的局面下才以奢侈品倒过来变成条块或铸币为主。从下面的情况看出，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金银贮藏货币同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对比起来占的比例是多么大:在1829年，据杰科布说，在英国这个比例是2:1，而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比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多1／4。”[12](p125～126)

这是说在和平年代，由于政治稳定，社会生活安定和商品经济比较繁荣，金属货币的购买力较强，人们总是努力购买和贮藏金银器皿、首饰与珠宝等“奢侈品”。这种做法特别在东方民族(例如中国、印度和日本)中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