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一八三五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者在二百万以上。从地区来讲，道光年间，西南至云贵，西北至晋陕，东北至盛京，各处城乡集镇，都有鸦片贩运出售，流行地区已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十几个省；在经济方面，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等货物，不够抵偿鸦片烟价，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一八二一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一八二一至一八四0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这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三分之一。白银的外流使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园形方小孔的铜钱），十八世纪末制钱七，八百文，即可兑换白银一两，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兑换一两银子就要制钱一千六，七百文，银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加，清政府也越来越感到鸦片的危害，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嘉庆年间，清政府也曾多次发布禁烟禁令，例如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的上谕指出，“鸦片一物，其性质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令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还指出:“其来由于香舶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这道上谕认为在海上认真查禁，是禁锢活动“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 《清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二年编印页十九。)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这就是说，正式进口的商品中没有鸦片。

通过正常的海关渠道的鸦片已被禁止，这样大部分鸦片主要是通过走私，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也承认:鸦片“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江上蹇，复燮:《中西记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二。)大量的“鸦片趸船尽徒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也。”(《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三年编印页四十一。)英国和美国的一些鸦片商人用来囤积鸦片的趸船，从黄埔到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亦称伶仃洋）上，外洋运来的鸦片都存在趸船上。外国的鸦片贩子在广州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由中国人的走私船到趸船上取货，这些走私船备有武器，成群结队，自由地越过关卡，把毒品输送到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其它沿海省份，一些官员从本国和外国的走私贩子那里得到大量的贿赂，对此事不闻不问，有些官员自已就参与走私鸦片的活动。虽然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是如何才能有效防止鸦片的蔓延，以及如何解决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不平衡，如何才能达到既禁了鸦片贸易，又不至于把中国封闭的大门关的更紧，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清廷内部也展开了争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对待鸦片走私的禁运主张:即所谓的“驰禁”和“严禁”的主张。

关于“驰禁”的主张，一八三六年六月，太常寺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了一道《鸦片例禁愈严流敝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他的关于解决鸦片危机问题的驰禁策。驰禁策的主要内容的三项:

第一项，鸦片贸易合法，课征关税。具体办法是“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谁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

第二项，禁官不禁民。即主张对“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治染恶习”，“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清予斥革”，“该官上司及保结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对“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