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兴办和发展，的确给晚清统治带来了新气象。洋枪洋炮发挥了威力，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在洋务运动开始以后的头几年，便先后被手持洋枪洋炮的清朝军队镇压了下去。“心腹之患”已去，封建统治者们弹冠相庆，洋务派官僚更是一心一意举办洋务。洋务运动的成效显见。

练兵活动不仅广泛开展，由沿海沿江波及到内地，由勇营波及到经制军，而且也在不断深化，主要表现是装备不断更新，军事教育受到重视等。以淮军为例。淮军最初使用的洋枪是前膛枪，洋炮也是比较笨重的开花短炸炮，但是不久就由长炸炮代替短炸炮，再由后膛炮代替长炸炮，前膛枪也由后膛枪替代。淮军训练最初是请外国军官教练施放洋枪，后来发展到训练战阵，再后来就是派将弁出国学习军事技术。李鸿章还设立近代陆军学校天津武备学堂，请德国军官用最新的军事技术培养军事人才。西式装备和训练的采用，使淮军在军制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即由步兵分离出炮兵，过去的长夫也开始向近代的工程兵转化。淮军是当时练兵活动的一个缩影。这种练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清政府的国防力量。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不能不说是与练兵活动大有关系。

军事工厂也由当初的以手工制作为主的安庆内军械所，发展到二十多个采用大机器生产的军工局厂。这些局厂生产各种枪炮弹药，有的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还可制造修理船舰。民用企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涉及到航运、采矿、冶炼、邮电、纺织等行业，规模颇具。

上述这些被称为“同光新政”的辉煌耀眼的成就背后，还有一个与其同步发展的东西，这就是洋务派的势力。洋务派官僚通过举办洋务事业，巩固了其原有的势力并一天天壮大。奕訢把持的总理衙门权限不断扩大，甚至掌握了一部分有关官吏的人事行政和考试的权力，实际上已成为清政府的“内阁”。由于洋务事业从其一开始就依赖掌握一定军政大权的地方官僚，从经费的筹措到局厂的选址、官员的选派、技师的聘请，无不靠洋务派自行筹办。洋务派也就把办洋务作为将来进身之阶、当作私产来经营，在具体事务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前述练兵办企业都是如此。这些洋务派都牢牢把持自己所办的洋务，生怕他人插手，譬如洋务企业，各洋务派在兴办过程中无不从如何对其控制去考虑。既然中央户部拨不出经费，地方督抚就去自行筹措，安庆内军械所的资金由湘军军饷中拨除，江南制造总局款项，“创办之初，均在军需项下通融筹拨”，〔4 〕金陵机器局“历年用款均于淮勇军需报销案内另册专案附奏请销”。〔5〕其他地方省份自行设局制器， 如山东机器局，巡抚丁宝桢，“事事为求自拨”，由司道各库筹拨银两。〔6 〕地方督抚既然掌握了经费，自然也就视企业为己有。企业的选址尽可能选在督抚身边，如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内时设苏州洋炮局，等他升任两江总督后就将该局迁至南京，成立金陵机器局，任直隶总督后在天津成立了开平矿务局和天津电报总局，对远离他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进行遥控。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设福州船政局于福州，调任陕甘总督时还表示“身虽西行，心犹东注”，〔7 〕在兰州又成立了兰州机器局和兰州织呢局。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筹设广州枪炮局、织布局，等他移督湖广，广州的机器也随他北上，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和湖北纺织四局也在汉阳和武昌落成。至于洋务派官僚在自己控制的局厂里安插亲信就更不待言。李鸿章接手天津机器局后对其进行换血，使其成为自己把持的企业。对于自己训练出来的军队，洋务派官僚更是不容他人染指。当年曾国藩奉清廷之命率淮军北上镇压捻军，李鸿章对淮军进行遥控。曾国藩指挥淮军不灵，打捻无功，气愤地责怪李鸿章:“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8〕

正是因为凭着办洋务的资本，洋务派官僚地位巩固，权势扩展。曾国藩官至直隶总督兼内阁大学士，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数十年，并兼内阁大学士，左宗棠官至军机大臣，丁日昌官至总理衙门大臣。清政府对这些权臣也不得不表现出更多的倚重，除了办洋务以外，军事上、外交上也主要是依赖他们。平定阿古柏的战争，依靠的是左宗棠的湘军；中日战争主要依靠的是李鸿章的淮军、北洋海军和刘坤一的湘军；平时江防海防也主要依靠湘淮勇营。清政府的外交也几乎被洋务派所包揽，重大外交谈判自不必说，各地发生的教案等中外交涉也多由洋务派出面。

总之，洋务运动的兴办从一个方面使洋务派官僚不仅巩固了已有的地位，而且在清廷的默许下攫取了可观的军事、内政和外交大权，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清廷，极大地加重了清朝早已形成的内轻外重的政治局势。

对于洋务派官僚日益膨胀的权势，清朝当权者当然不是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而是采取各种手法，千方百计遏制他们的势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