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因要免费发送官报太多，赔累不堪，若不将官报核给现资，电局断难立足，又经李鸿章奏准，自1887年7月起，所有军机处、海军衙门、总理衙门、户部衙门，以及南北洋大臣和出使各国大臣头等官报，均“按月结算报资，一半由众商报效，一半援照递寄外洋电报章程，从出使经费项下按月核给”。各省将军督抚头等官报，同样由众商报效一半，其余一半各就情形筹发现资。此外，提镇、司道、防营、局所、炮台、兵船印委寄报，则都照三四等章程，令其自行出费。这样，电报局盈利虽不甚丰，但正常活动却有了保证，所以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年被清政府收归“国有”为止。

洋务企业，特别是其中的民用企业，在创办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都同外资企业发生激烈竞争。由于资金短缺，经验不足等原因，洋务企业往往处于劣势，甚至存在着被外资企业挤垮或吞并的严重危险。遇到这种情况，慈禧大都下令予以支持，使这些洋务企业度过难关，得到发展。这在轮船招商局的曲折经历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是经李鸿章奏明，由借用官款而开其端的。由于受到英国的太古和美国的旗昌等外国轮船运输公司的极力排挤和打击，运价屡跌，大受亏折，处境十分困难。慈禧得到奏报以后，总是予以大力支持，其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点:（一）允许招商局轮船承运糟粮，命各省“海运粮米多拨轮船承运，以维大局”，以防止招商局轮船无货可运，坐吃亏空；（二）给予轮船招商局承运沿海沿江各省官物的优待，并允准招商局轮船“到不通商各处起卸官物”，而不许洋商前往，以进一步增加轮船招商局的货运量；（三）拨借官款，充扩轮船招商局的固定资产。据李鸿章等人奏称，经过慈禧同意，先后由各处拨借给轮船招商局的官款，共有190余万两，并且允许自光绪三年（即1877年）起，“均予缓息三年。俟光绪六年起，缓利拨本，匀分五期，每年缴还一期，以纾商力”；（四）允许轮船招商局享有一定的免税特权。例如，招商局轮船随漕运货，可免天津进口税二成。遇有灾荒。又经常命招商局轮船运平■，免征厘税，以抵制洋商。

由于慈禧的积极支持，轮船招商局的竞争能力大大增强，不仅能够站稳脚跟，吞并旗昌，而且能与太古、怡和长期抗衡，迫使其连订三次“齐价合同”，以免两败俱伤。

二

慈禧在名义上是皇太后，但在实际上是个女皇。她既不属于洋务派，更不是一个改革家。在强敌压境、“内忧”迭起的情况下，作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她不能不对大清江山的前途有所考虑，也不能不为自己的地位寻求保障。她所努力追求的，是权力的无限扩大，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稳固，帝王生活的更加奢侈。手中的权力是她为所欲为的政治资本，封建专制制度是她秉执君权、临御臣下的活动舞台，而要享受腐朽的帝王生活，则是她的阶级本性所使然。这就决定了她不可能沿着自强之路走到底，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支持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慈禧不允许洋务派的势力过分膨胀。她之重用曾、左、李等人，固然是由于她知道他们都愿做“忠臣孝子”，不会发生“悖逆”之事，但是为了防止尾大不掉，她仍然对他们有所防范。镇压了太平天国，曾国藩立即将很大一部分湘军遣散，这当然是慑于慈禧的淫威，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事实证明，他这样做也的确符合慈禧的心愿。左宗棠率军西征，一举消灭了阿古柏之后，又严密布防，准备打击沙俄的侵略，恢复伊犁，声威大振。有人就对他进行了攻击，说他拥重兵巨饷，不顾国家全局。慈禧也就趁机下令，将他调回，削夺了他的军权。从1870年起，慈福就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前后共达25年之久，每有要政，总要征求他的意见，然而她始终未让李鸿章进军机处，并极力扶植他的政敌。经常有人对他进行弹劾，同他抗衡，就说明了这一点。

对慈禧专权威胁最大的是恭亲王奕。所以在推倒八大臣之后不久，慈禧和奕之间就产生了异常尖锐的矛盾。1865年慈禧借御史蔡寿棋上奏弹劾奕之机，亲自写了一道错字连篇的硃谕，给奕加上了两大罪名:一是“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二是“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