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在汉族官僚集团和他们满洲贵族的支持者中，就兴起了一股“洋务热”。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集中一批中国有名的科学家“试造洋器”，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制炮局，学制新式的大炮和炮弹，这些虽然都不是或不完全是近代化的军事工业，却都是“师夷长技”的初次尝试。从1865年起，近代化的军事工业陆续开办，到了70年代，民用工业又相继创设，与此同时，海防的近代化也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与这些事业相伴而行的，还有洋务教育。这些洋务计划基本上都由慈禧批准实施，所需要的经费、人员和土地等等，也都在“奏准”之后进行调拨的。特别是在遇到阻力或困难时，慈禧的态度和裁决所起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1866年12月11日弈等人奏请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20岁以上的满汉举人和恩、拔、岁、副、优贡生员，以及由这些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轻的满汉京外各官入馆肄业，以培养行船和军事方面的技术人才，当经降旨“依议”。可是，顽固派闻此立刻大哗，纷纷出来表示反对。先是山东道监察御史李盛藻上奏，随后是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声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一些沽名钓誉的低级官吏和头脑冬烘的封建卫道士也在倭仁的影响下大肆活动，对奕等人进行攻击，有的撰写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还有的则贴纸于门前，以俚语嘲笑谩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使北京城里口语藉藉，给奕等人造成很大压力。

慈禧的态度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朗。在接到李盛藻奏折的当天，她就发布谕旨，明确指出:“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对其要求不予理睬。对一般的攻击者则不仅从事理上痛加批驳，而且进行严厉斥责，说他们“呶呶数千言，甚属谎谬”，“肆口低诬，情尤可恶！”对倭仁采取的却是另外一种态度。她一方面将倭仁的奏折抄发给总理衙门，由奕等人同曾、左、李等往返亟商，一方面命令总理衙门照原计划进行，“不可再涉游移”。除此之外，她还将计就计，让倭仁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当倭仁表示“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请求不必另行设馆时，仍然让他“随时留心，一俟谘访有人，即行保奏”．并命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以防他在洋务问题上继续饶舌。

这场激烈的争论前后延续了六个多月，以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结束。在慈禧的大力支持下，洋务派基本上获得了胜利。奕等人终究把天文算学馆办了起来，使同文馆由一个外语学校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的新式学堂。

设电报局，架设电线，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比起洋务派所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来，它的出现是比较晚的。1865年3月李鸿章第一次提出中国应当自设电线的建议时，朝廷内外还无人支持，慈禧也未曾予以理会。1874年6月13日率兵赴台抗击日本侵略的钦差大臣沈葆桢奏称:“台湾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再次强调架设电线的重要性，这才引起慈禧的重视，于是她在第二天就发布上谕:“所请设电线通消息，亦著沈葆桢等迅速办理。”在当时来说，反应还是相当快的。只是由于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事被搁置，直到1880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时，中国近代化的电讯事业才宣告诞生。

电线的架设，往往要涉及到几个省。由于各省的具体情况很不相同，相互之间需要密切配合，自不待言；架设一条电线，始于何处，终于何地，何处先架，何处后设，以及款从何出等等，都必须统一规划和调度。慈禧除了行使其批准权，并分别于1883和1884年允将电线延伸到通州与北京，以为全国倡之外，还做了不少协调工作。1880年9月李鸿章奏请架设从天津到上海的电线，慈禧很快批准，让李鸿章“迅速筹办”，并命电线所要经过的山东、江苏两省巡抚“饬令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任损坏”。1885年10月李鸿章又奏清架设云南电线，决定由鄂入川，再由川入滇，三省协力，共同承办。慈禧同意后，命湖广总督裕禄筹款五万，尽力协助，又令四川总督丁宝桢“筹借银十万两，交电局委员领用”。有的省份地瘠民贫，帑项支绌，无款可筹，也经慈禧下令，从别处拨给。

慈禧既为洋务事业的开办创造条件，也为洋务事业的维持和发展排除了一些困难，提供了一些方便。电报局自1882年春天改为官督商办时起，就从慈禧手中取得了政府垫款、巡路津贴和进口器材免税等权益，这在电报局初办商报不多时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