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批判程朱理学 复归儒学原旨

如果仅仅把戴震看成是一位埋头考据的朴学家，这是对他的最大误解。事实上尽管戴震在经学、小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内达到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深度，但他的最主要的贡献却是哲学上的建树，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乾嘉学者的主要方面。

宋明理学发展到末流，往往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程朱主张“性即理”，陆王高谈“心即理”，两派的后学者不再去“自家体贴”，各诵先师之言，互相驳难，往往难以论定轨是孰非，逐渐形成了一种“宁道孔孟误，讳说程朱非”的社会风气，儒家原旨晦而不彰。自明代中叶以后，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要解决儒学内部的纷争，必须“取证于经书”，考据之风慢慢形成。经过明清嬗代之巨变，一些学者认识到空谈足以亡国，因此在考据的基础上，又注意“经世致用”，力图使儒学成为对国家、对百姓有用的学问。他们在自己的学术主张中，或纠程、朱之偏、或矫陆、王之失，对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想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希望恢复孔孟儒学的本来面目。戴震的学术思想就是这一时代思潮下的产物。

1．故训名物：明道之具

自宋儒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判为两途，后世儒者专重于“尊德性”，不重视“闻见之知”，舍训诂、名物而空谈义理。宋代学者黄震曾说，本朝经学“摆落训诂，直寻义理”。明代心学独盛，好讲现成“良知”，不需要“工夫”就可以直透“本体”，只要静坐就可以“致良知”。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针对明代学风之流弊，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注]，戴震继承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加以发展，提出“由故训以明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把“义理”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考据基础上。

戴震认为，孔孟之道就在《六经》之中。他在《沈学士文集序》中说：

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英之能通。

“圣人之道”在圣人之世虽为人所“共闻习知”，但传之既久，千百年以后，其“名义制度”往往“莫之能通”。因此，他认为“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他解释说：

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借。辨言，则合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

离词、辨言是“闻道”的必由之路。因此，戴震特别推崇“六经尊眼、郑”的惠栋。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他痛心地指出，“《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他批评有人区分汉来，将故训与义理截然判为两途的议论，指出：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于义。此试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

他反对舍经学而空谈义理，主张贤人、圣人之理义须“求之古经”。但“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还必须“求之故训”。他说：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那么，贤人、圣人之理义在哪里？戴震认为“存乎典章制度者也”。这些“典章制度”不是空虚无物的，而是贤人圣人的大制作，它可以施之于今，经世致用。他批评那些将故训、典章制度和理义截然分开的人说：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平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戴震感叹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日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注]数百年以来，学风日坏，特别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往往流于“凿空”，各家所说的“道”已非儒家的原旨。士生千载之后，求道于典章制度之中，但遗文垂绝，今古县隔，因此，研究古代的训诂、名物就显得特别重要。戴震反复申明这一点。作为他的最基本的学术主张。如在《古经解钧沉序》一文中，他说：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耳，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诘之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得之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他把小学、文字作为理解“圣贤之心志”的必由之路，正如舍舟揖无以渡江河、舍台阶无以至堂坛一样。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他强调“明道”的工具是踏踏实实的学问，而不是束书不观的空谈。他希望通过文字训诂的功夫，以上窥儒家贤人圣人的“心志”，以恢复儒学的原旨，这是对宋明儒学的矫正。

2．义理·考据·词章

宋儒程颐曾将学术门类划分为三。他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注]所谓文章、训诂、儒者之学，拿清代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词章、考据和义理之学。程颐把文章、训诂之学与释道异端相提并论。他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注]程颐的观点大体为后世理学家所沿袭。如王阳明就对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大加鄙薄。

戴震在论学中多处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及三者间的关系。乾隆乙亥（1755）在《与方希原书》中，戴震说：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

在他看来，理义（义理）、制数（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但三者之间有高下之分，义理、考据之学高于文章之学。

至于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戴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早年，他把义理与考据加以分别，认为汉儒、来儒互有得失：“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注]中年则尊考据而轻义理，认为“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注]。到了晚年，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成熟，他承认过去的言论有些偏激，重新确立了义理的地位：“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注]他承认义理最为重要，考据、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而已。他的真正学术兴趣是在义理方面。